府谷县取消三名县人大代表资格的文件。(资料片)
今年县、乡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正在展开,不少地方都打出“增加基层代表”的招牌,即增加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的代表比例,但基层代表该怎么界定?拥有多重身份的人员又该如何界定?
三干部“冒充”工人
当上了人大代表
在府谷县通报的文件中,详细列出了三人在当选县人大代表时的职务:王元清为劳动服务科工会主席,吴培珍为干职办干部,杨培英为文化馆阵地宣传股长兼会计。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代表构成分类标准的界定,工人包括三类人员:商业工作人员；服务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也就是说,三人明明是干部却“冒充”工人。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手握审议权、表决权、提名权、质询权、人身特别保护权等权力。人大代表这个头衔拥有不少权力,在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员、企业老板眼中,自然是炙手可热。也难怪三人会冒用身份,获取人大代表的资格。
人大代表的身份造假很容易吗?难道没有机构来审查代表的身份吗?对于人大代表资格的审查,国家也有规定,即各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不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有不少漏洞。中共中央组织部前副部长王尔乘在去年两会期间建议,要对代表提名从严审定,各地党组要切实负起责任,不能仅仅靠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做会前的程序性的资格审查,严把人大代表的提名关。
“代表结构严重失衡”
有的企业负责人过半
我国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共有250多万人,占各级人大代表总数的95％。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做到全面、彻底的审查困难不小。不仅是县乡两级,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也不能杜绝代表身份失真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湖南衡阳贿选案。
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间,衡阳市选出的76名省人大代表中,有56人是通过送钱拉票当选的,金额总计1.1亿余元,人均送钱近200万元。衡阳贿选案一个重要环节是在确定代表结构时“狸猫换太子”,很多老板摇身一变成了“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列入省人大代表候选人的93人中,竟有44人为各色老板。这些老板大多以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农民身份成为候选人。以工人身份当选的15人,没有一人属于一线工人。以农民身份当选的13人,除了3人为农村党支部书记外,其余均为老板。在衡阳当地一些老板的眼中,花钱当人大代表只是一种回报率很高的“投资”。
王尔乘称,“代表的结构严重失衡”,有的企业负责人占了一半以上的数量。个别地方“很多企业主以工人、农民或者是科学技术人员的身份获得了代表的提名,使得那些真正来自基层的、符合条件的人选无法提名”。
经历过贿选案的惨痛,湖南衡阳人大代表选举今年迎来“最严选举年”,列出负面清单,建立起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组织、宣传、统战等22家单位联合审查机制。审查过后,各级党委担负候选人考察责任,由党委组织、统战部门组织实施。截至10月底,湖南各地通报各类违反换届纪律典型案例53起。
界定代表身份,
还得“分层”来看
那么,如果拥有多重身份又该咋办?其典型代表是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身份不仅是农民,据媒体报道,申纪兰曾担任过平顺县委副书记、山西省妇联主任、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如此说来,在不同时期,申纪兰以何种身份当选人大代表,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共中央2015年6月转发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对认定人大代表候选人身份作了规定,代表候选人身份应当以参加选举时其所从事的职业为准；对具有多重身份的代表候选人,应当按其工作性质主次和代表性认定身份；党政干部、企业负责人不得挤占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名额,避免出现身份失真失实或变换身份规避审查。
根据《意见》,如果是党政干部,则不能挤占农民代表的名额。
其实,基层代表以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的归类,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应分层次界定。所谓分层次界定,就是相对于不同层级的人大代表进行界定。比如:乡镇党委书记身份的人大代表,如果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就可以归属于基层代表,也的确可以代表农民的利益和诉求向全国人大发出声音；如果作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若将其归属于基层代表和农民代表显然不妥,将其归属于“官员”代表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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