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楚辞学研究史上有两位大家,一位是闻一多,一位是游国恩。两人既属同庚,又先后在武汉大学、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山东大学)和西南联大三度同事,研计学问的重点,还同是以楚辞为重点的先秦文学。彼此的学术欣赏和共同的追求,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堪称学人友情的典范。
结缘《楚辞》 惺惺相惜
闻一多是在游国恩的启发下进行《楚辞》研究的,两人在研究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楚辞》研究的大家。1942年出版的《楚辞校补》是闻一多的代表作,在这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引言中,作者写道:“我应当感谢两位朋友,游泽承(国恩)和许骏斋(维遹)两先生。泽承最先启发我读《楚辞》,骏斋最热心鼓励我校勘它。没有他们,这本书是不会产生的。”
闻一多关注《楚辞》始于1929年。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读到了游国恩于1926年出版的《楚辞概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陆侃如在《楚辞概论》序言中,称此书是“有楚辞以来一部空前的著作”。闻一多对游国恩在《楚辞》学方面的学术造诣钦佩至极,作了很高的评价,便以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向武汉大学校方推荐了游国恩。游国恩来到武汉大学后,任中文系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这是他们首次共事,从此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游国恩建议闻一多亦研究《楚辞》,闻一多接受了他的建议,开始关注《楚辞》。
在青岛比邻而居
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成立,闻一多接受校长杨振声的聘请,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系主任,教授《唐诗》《名著选读》《英诗入门》等课程。鉴于游国恩在《楚辞》研究上的成就,闻一多极力向校长杨振声推荐游国恩。1931年8月,游国恩被聘任为中文系讲师。闻一多与游国恩再度共事。
如果说在武汉大学时,闻一多与游国恩仅仅是在学术上互相欣赏而已,那么在国立青岛大学期间情况就不一样了。来校后,闻一多与游国恩比邻而居,同住学校的第八校舍(今一多楼)。闻一多住在楼上(月租70元),游国恩住在楼下(月租60元)。从此,两人得以“早晚谈论《楚辞》《诗经》”,有了更多把酒论文的机会,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闻一多受游国恩鼓励,开始了《楚辞》的研究工作。
住在第八校舍的还有理学院院长、数学家、博学鸿儒黄际遇,他在《万年山中日记》中,记述三人交往的情景:1932年6月10日:诣闻一多、游泽承宅,助多君伉俪灌园之兴。7月4日:晚饭后仍往一多处茗谈,泽承在座,实秋后至。一多志笃学高,去世绝远。7月7日:闻一多、游泽承来谈。7月17日:夜微雨中访一多大学路,泽承与焉。
1932年秋,闻一多离开青岛,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临行前,闻一多将家具及生活用品一并送给了游国恩。从闻一多任教清华大学至1936年游国恩离开山东大学,四年间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其中多为研学内容,交流《楚辞》研究的心得,并互寄文稿。
1933年暑假,游国恩想利用假期到北平看望闻一多,闻一多接信后欢欣鼓舞,于7月2日回信说:“阔别经年,屡承垂问,私心感慰,曷可言状,今得悉大驾即将北来,曷胜欣忭!惟盼将大著中有关《楚辞》之手稿尽量携带,借便拜诵。”20天过去了,仍不见游国恩到来,闻一多于同月26日再次致函游国恩,表达了盼望之情:“久候不来,亦无消息,望眼欲穿矣。”后来,闻一多读报方知京汉铁路因故中断,接游国恩信知其已返回青岛,为之遗憾不已。8月21日,闻一多再致游国恩信称:“病中再读大著,渊博精深,突过古人,是诚不愧为后来居上矣。”
西南联大开课“摆擂台”
游国恩在青岛,一住就是五年。1932年后,国立青岛大学改名国立山东大学,他继续留任教授,直至1936年离开。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为学生开设《诗经》等课程,卓然成为《楚辞》研究的大家。
1939年游国恩随当时所在的武昌华中大学迁到大理喜洲后,正是日寇大举侵华,大部分国土沦丧之时。游国恩忧心国事,开始经常写作旧诗以寄怀。
1942年8月,游国恩应罗常培邀请,离开华中大学赴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及北京大学教授。游国恩和闻一多第三度聚首,同为中文系教授,交谊更笃。
1943年2月7日,游国恩与闻一多等人围炉谈诗。据浦江清日记:“天阴,寒甚。在闻一多家围炉谈诗。游泽承谈散原诗尤劲。传观诸人近作。佩公(朱自清)晚霞诗、重华黄果树瀑布诗、泽承律诗数章均佳。”
在西南联大中文系,集中了三位举世闻名的《楚辞》专家:系主任罗庸、教授闻一多、游国恩,三人各擅所长。西南联大作为当时办学水平最高的大学,对于教员和学生,提供了极自由的空间。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自主权。规定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当时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们穷困潦倒,连一日三餐都不能自保。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游国恩不得不在中学兼课,闻一多则是挂牌治印,以补家用。1943年秋,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发起卖文售字,闻一多、游国恩与杨振声、冯友兰、郑天挺、罗常培、陈雪屏、唐兰、沈从文、彭促铎、浦江清、罗庸共12位教授发布“开源之道”的广告《诗文书镌联合润例》,上面写着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三年间,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1400方印,亦曾为游国恩刻有印章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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