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轻》
[日]太宰治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02年,22岁的鲁迅赴日,两年后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成为仙台唯一的中国学生。二十多年后,才有那篇知名的《藤野先生》,以及里头所回忆的“幻灯片事件”。
1944年,35岁的太宰治受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将所谓的“大东亚共同宣言”予以小说化的委托,开始阅读鲁迅,并且于暮冬之际赴仙台探寻鲁迅事迹。翌年,日本战败,《惜别》出版。
太宰治多数小说都有很浓厚的个人色彩,但《惜别》却是“他传”,写的是鲁迅在仙台的生活。太宰治虚构了一位名叫田中卓的医师,在记者的来访下,回忆和鲁迅相处的点点滴滴。太宰治将七卷本《大鲁迅全集》(改造社)细读过,作为他理解鲁迅的基础。小说中鲁迅对田中的自白,内容显然都来自于鲁迅的作品。
《惜别》在日本文学界的评价并不高,竹内好甚至批评太宰治误读鲁迅,但我却认为它是一部极有意味的作品。原因之一在于,这部受政府委托的著作里,太宰治借鲁迅之口,某种程度批判了军国主义思想。其次是,太宰治也借由鲁迅的文学观,发挥了自己的文学观。更有意思的是,在接受委托写作的同年,他也受了小山书店之邀写作故乡,就是这部重访(或告别)故乡之书——《津轻》。
普通读者对太宰治的认识,多半建立在《人间失格》与《斜阳》这两部作品上。放荡酒色、心灵矛盾、哀伤为人的挣扎,是太宰文学的典型。而他五次自杀的经历,也常让人与其小说联想在一起。相对地,阅读《津轻》将是完全不一样的明亮经验。乍看像是以地理与特色进行“导览”的游记,实质上则不然。太宰治认真阅读了大量地方历史文献,再穿插访友经验与回忆片段,写出了这部“不只是游记”的作品。选择文学为志业的太宰治,很想逃离父亲与兄长的权力环境(他的父亲津岛源右卫门是地方名绅,也是县议员、众议院议员、贵族院议员,同时经营银行与铁路),而《津轻》正好为此观点,埋藏了情感线索。
太宰治或许不能理解鲁迅留学时所受到的歧视,以及作为一个没落帝国的子民,在日俄战争中所受到的刺激,但他显然很努力地想理解这个影响中国的作家,并且与他在文学中对话。研究者藤井省三曾为文讨论过太宰治的《惜别》,提及小说里鲁迅写了一段文章给“我”,内容正是《摩罗诗力说》的部分段落。“我”回应说:“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丰富的含蓄。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我”进一步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都可能马上就损毁。”
或许,这才是太宰治抵抗家族权力,对时局与自身情感的迷惘,依靠酒精、毒品、放纵情欲外,真正支持他的根本力量?他希望自己的文学是不断滚动人生的润滑剂,是无用却能浸润人心的物事。
太宰治与鲁迅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对父亲形象的抵抗。写作《津轻》这一年,他或许短暂地从多重的纠结情感里抽身出来,体验了人跟土地的纯粹情感。
只是他终究选择再次告别。
在太宰治的遗作《Good-bye》的前言中,他提到唐代于武陵的诗:“人生足别离。”劝酒的人说,不要再推辞斟满酒杯了啊,因为“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太宰治说他有一位前辈将诗句翻译成“唯有再见才是人生”,相逢的喜悦转瞬即逝,离别的伤心却黯然销魂、如影随形,因此我们一生都得活在告别中。
我将《津轻》视为一部“告别”之作,因为那个太宰治归去的故乡,正是他要道别的故乡。而他写鲁迅的作品名为《惜别》(这是藤野送给鲁迅照片背后的题字),则是太宰文学精神的另一面:他一生中多次想以死亡与世界告别,在我看来,正是太宰治“惜别”这个世间之故。那个他想离弃的生命,就是他燃烧的生命；而他离去的故乡,正是他留恋的母土。关于这点,《津轻》正是美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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