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一秋人一世 —悼念流沙河先生 　　□傅国涌
　　一
　　不见流沙河先生已有六年,2013年夏天我去他家闲聊,那次陪我一起去的李玉龙兄病故也有四年多了。我与先生一共只见过两面,但最早读到他的文字却还是少年时,三十六七年前。昨天下午得知先生离世的消息,晚上我和孩子们一起“与腊梅对话”,读的第一篇作品竟然就是他的诗《残冬》,这不是临时想到的,而是一周前就准备好的,预习资料也早已发给孩子们。孰料,孩子们齐诵此诗时,几个小时前,作者却在成都停止了他肉身的呼吸,只留下象形文字的呼吸。这首诗很短:
　　天地迷蒙好大雾,
　　竹篱茅舍都遮住。
　　手冻僵,脚冻木,
　　破烂衣裳空着肚。
　　一早忙出门,
　　贤妻问我去何处。

　　我去园中看腊梅,
　　昨晚幽香吹入户。
　　向南枝,花已露,
　　不怕檐冰结成柱。
　　春天就要来,
　　你听鸟啼残雪树!
　　初冬,腊梅尚未开,等腊梅开了,春天又将近了,而诗人已乘风归去。犹忆去年秋天,孩子们“与蟋蟀对话”,都喜欢上了流沙河先生的那只“蟋蟀”。今年夏秋之际,我们“与知了对话”,又读过先生的一则札记《夜蝉与雪蕉》,断的是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夜蝉的公案。春天“与诸葛亮对话”,读的也是先生的一则札记,他发现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那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源自诸葛亮《黄牛庙记》的“乱石排空,惊涛拍岸”。不久前“与梧桐对话”“与树叶对话”,也都选了他的小诗。这两年,孩子们在课堂中不断与作为诗人的流沙河和作为学者、作家的流沙河相遇,对他已经一点也不陌生了。不料昨夜我们读《残冬》时竟是他的离世之日,孩子们得知这一消息,霎时间静默了。
　　好在他的诗还在、书还在,我们断不会因他肉身的消失而从此隔绝。
　　前不久,我到浙师大去看望81岁的王尚文先生,在他的书柜上见到《流沙河诗话》,这是几本诗话单行本的合集,其中包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影响甚大的《隔海说诗》,正是这本小册子让少年的我对海峡对岸、使用相同母语写作的诗人有了初步了解。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杭州出版社与李青唐兄初识,几乎每次见面他都要提起这本小册子,他爱书,这套1985年前后出版的“今诗话丛书”收入曾卓、牛汉、邵燕祥、公刘、邹荻帆、罗洛等人的诗话,他几乎收齐了,唯独缺了《隔海说诗》。我隐约记得我早年曾买过几册,也包括这一册,白色封皮,小开本,“流沙河”三个字签名的样子,红颜色,很醒目。他念兹在兹,一直等我找出来送他,而我终于没有找到,只找到公刘、邹荻帆、罗洛等人的。金华归来,我马上订了一本印制粗糙的旧书《流沙河诗话》,这几天正好读完了。比之三十六七年前,我在《星星》诗刊初读先生“台湾诗人十二家”专栏的感受,今日重读依然觉得清新可喜,而且将我带回到那个遥远的有诗、有远方的年代。
二
　　1979年,《星星》诗刊复刊,我还在雁荡山中念初中,没有留意。大约1983年冬天,也是在雁荡山中,一位同学带来了一期32开的《星星》旧刊,上面就有流沙河先生介绍台湾诗人的专栏,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我还没有读过他在1957年因此罹祸的《草木篇》。1984年8月,我十七岁,第一次出远门,从杭州乘119次绿皮火车到了天津、北京,一路淘书,在北京白石桥的一家旧书店淘到了一本《流沙河诗集》,其中就有曾经举世皆知的《草木篇》。
　　1956年10月30日,年轻的诗人在成都写下这一组短小的散文诗,一共五首:《白杨》《藤》《仙人掌》《梅》《毒菌》,前面还抄了白居易的诗句“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草木篇》因在1957年春天被作为“毒草”遭全国批判,还被最高领袖亲自点名,“流沙河”也因此被整个华人世界所知,那年他不过26岁。远在香港、比他年长八岁、尚未创办《明报》的查良镛读到了这首诗(几年后还在《明报》副刊提及)。而我要等到1984年8月22日,才第一次读到《草木篇》,《藤》《仙人掌》是其中的两篇: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淡绿色封面的《流沙河诗集》朴素大方,1982年12月第一版,1984年1月第二次印刷,定价0.82元,折价0.49元,我一直保存着。他的《年轮》《草木新篇》《草木余篇》《故园九咏》也都是我所喜欢的。前些日子,我和孩子们一起“与树叶对话”,读的是他的《枫与银杏》:
　　一个说秋天是红色的,　
　　一个说秋天是金色的。　
　　画家说秋天有各种色彩,　
　　秋天说我没有任何颜色。
　　这是《草木新篇》中的一篇,是他蒙难二十二年后归来,1979年复出那年夏天写的。徘徊在沱江之阳,他想到了沉江的诗人屈原心爱的木兰,想到了从来不会节外生枝的竹子,想到了梧桐和虞美人、除虫菊和牵牛花,也想到了枫和银杏。
　　四十多年过去了,诗人早已不再写诗,而是回到《诗经》现场,探寻象形文字的秘密,还试图进入庄子的灵魂,他活出了一个读书人在这个时代难得的精气神。还记得许良英先生在世时,在中关村812楼的书房里跟我谈起当世有风骨、有才华的文人,他举了两人,一是沙叶新,一是流沙河。他们都有一个“沙”字,却不是恒河沙数中可有可无的一粒沙子,一个的底色是剧作家,一个的底色是诗人,晚年却都傲然独立,在文化乃至公共事务中都显示出了一代文人的风骨。去年沙叶新先生凋零,今年流沙河先生归去,让人禁不住慨叹老成凋谢。
　　在我认识他之前,成都文人圈曾为1957年之后的恩怨对他颇有非议,他也曾撰文回应,自认从不是斗士、英雄,但作为弱者,他有自己的底线。
　　第一次见到他已是2007年春天,距我在北京白石桥淘到《流沙河诗集》过去了二十三年。云飞兄陪我登门拜访,记得是午后,云飞兄多喝了几杯,在他家的沙发上坐下没多久就睡着了。我和先生,两人相对,虽是初见,却毫无隔膜,他读过我那时登在报刊上的一些文字,我们闲聊,话题也海阔天空,他说起少年时所读的书、青年蒙难时的遭遇,云淡风轻,绝无怨天怨地,说起现实和未来,谈吐之间时有灼识,甚至有大胆的想象、一针见血的洞见。他的一口四川话,婉转动人,韵味深长,听起来有音乐感。临别时,他赠我一册新书《流沙河近作》,他进屋写好了递给我,同时用毛笔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他家的电话号码给我。今天我再次翻开这本书的扉页,才知那一天是2007年4月8日,已是十二年半前了。那年他76岁,虽瘦小,却很有精神。
　　过了六年,大约2013年夏天,《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兄陪我到了流沙河先生的新居,师母吴茂华女士也在场。我们在客厅里闲聊了很久,我说起打算出一册演讲集《史想录》,想请他方便时写个书名。那时离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远,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话题,我讲了两条瑞典皇家文学院之所以授奖给他的潜在理由。先生听了竟然很赞许。中间他起身进了书房许久,然后带了一幅字出来,上面正是“史想录”三个字,还有他的署名,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要给我颁发“诺贝尔评论奖”,奖品就是这三个字,为的是我那两条获奖理由的猜想。我说,那就叫“流沙河评论奖”好了。
　　当时,他已年过八十,但气色很好,谈起字源尤其滔滔不绝。那天他还专门谈到了《旧约·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在旷野路上吃的“吗哪”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比较了太平天国洪秀全所说的“甘露”这种野草与“吗哪”的区别。
　　一转眼六年又三个月过去了,世事变迁,其间我也去过成都几次,却未曾再找先生闲聊。他的文章、书则时有见到,知道他身体安好,还在讲《诗经》,讲文字的源头。88岁毕竟还不算老,哪想到上一次见面,就是最后的一次。草木一秋人一世,对于他,萦绕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正是《草木篇》,无论屈辱还是荣耀,《草木篇》六十多年来从未隐没。我又想起他四十年前的诗句:“秋天说我没有任何颜色。”他也不在乎自己的颜色,无论春天的颜色,还是秋天的颜色。我确信,他在母语的时空里不会从此远去,又岂止是他二十五岁写下的那组《草木篇》而已。我想到了这副不顾平仄的挽联,送别先生:
草木皆兵草木灰草木一秋人一世江河数沙江河枯江河千古诗千载　　写于2019年11月24日流沙河先生去世的次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