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能将忙事成闲事 　　□李怀宇

　　我刚出道时,一度对香港文化入迷,尤其心折“香江四大才子”:金庸、倪匡、黄霑、蔡澜。发愿要一一访问四人,后来果然如愿以偿。如今黄、金、倪已逝,唯独蔡澜还在云游江湖。世人称道蔡澜写食评、影评、游记皆妙,我尤爱读他写人的文章。我这十几年来也算在人物访谈和写作上刻苦琢磨,每见蔡澜写人物,不免望洋兴叹,叹服的是他的阅历和豁达。
　　蔡澜先生在香港的公司还在经营,2004年我第一次应约去畅谈。记忆里,他的办公室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一见难忘的是两位巨星相赠的礼品:成龙的醉拳模型和周润发的摄影作品。启功的书法则是:“能将忙事成闲事,不薄今人爱古人。”
　　生活里,蔡澜抽烟喝酒品茶。凡是附庸风雅之事,他都能玩一点。谈书法,蔡澜笑道,大导演张彻的书法也不俗,在邵氏共事时彼此常常切磋。他的父亲蔡文玄是潮州人,烽火年代移居南洋。蔡澜的书名,多是自己老爸亲笔题字。
　　香港有“四大才子”之说,蔡澜说:“按咱们潮州老辈人的说法,才子至少要具备这些条件:琴棋书画拳,诗词歌赋文,山医命卜讼,嫖赌酒茶烟。按这个标准,才子二字,与我无缘。”不过,我所知的关于金庸、倪匡、黄霑的趣事,大半都是从蔡澜那儿听来的。这四人,我都在香港见过,可惜黄霑先生去世得早,我没有好好地留下访问记录,他当日跟我讲过的妙语都忘记得差不多了,看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对的。
　　金庸的武侠小说,倪匡的幻想小说,黄霑的词作,蔡澜的散文,相信很多年后还会有读者。这四人的作品,我读来读去还是觉得金庸最好玩,只是金庸本人的谈话太正经,倒是其他三人都好玩得不得了。
　　而蔡澜,一般人会叫他“玩家”。尽管他似乎有数不清的头衔:电影人、作家、美食家、旅行家、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却笑着自我评价:“我作为电影人,是一个很不称职的电影人；作为写作人,是一个可以说很轻浮的写作人,也不算是很称职；我做商人只是做小买卖,也不算是很称职的。我想我比较拿手的是能够逃避现实,能够笑一笑,我的心情比较愉快,我能够把坏的事情往好的地方想,这种天塌下来当被盖的性格让我成为做很愉快的人的专家,这个我很称职。”
　　金庸吹捧蔡澜的话,有一段我深信不疑:“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置之’不大容易,要加上‘一笑’,那是更加不容易了。”
　　有一次倪匡闹着要离婚,金庸和黄霑力劝,倪匡在气头上,口不择言:“你们俩都离过婚,没资格来劝我!”我听潘耀明先生说过,他的朋友妻中,最有雅量的是蔡澜的太太,结婚几十年,不生小孩,生活一直很美满。蔡澜写过:“最好的男女关系是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们在一起互相欣赏地爱。”也许正是自己的婚姻秘笈。
　　蔡澜写的老友,皆是我年轻时神往的人物:金庸、黄霑、倪匡、亦舒、黄永玉、古龙、张彻、胡金铨、蔡志忠……写人难,写名人更难。一个人一旦出名,自然有各路豪杰臧否。恭维有时未必得体,批评也不见得全出于公心。好像有一位大家说过:声名是误会的总和。而声名背后的苦乐,往往千人万人中,一人二人知。知心者,老友也。
　　我很喜欢看蔡澜写和老友们吃吃喝喝的趣事。“每回都是查先生埋单。有时争着付,总会给查太太骂。总过意不去。但有一次,倪匡兄说:‘你比查先生有钱吗?’说得我哑口无言,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又说:“席上,倪匡兄总是坐在查先生一旁,他们两位浙江人叽里咕噜。大家记性又好,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人物的家丁名字都叫得出来。”
　　蔡澜对亦舒很欣赏,写了许多信给她。其中有一封信,我多年前读到,即刻记住重点:“有一次到台北古龙家中做客,刚是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古龙说:‘我写什么文字,出版商都接受:有一个父亲,有一个母亲,生了四个女儿,嫁给四个老公,就能卖钱。’返港后遇查先生,把这件事告诉他,查先生笑眯眯地说:‘我也能写:有一个父亲,有一个母亲,生了四个女儿,嫁给五个老公。’‘为什么四个女儿嫁给五个老公?’在座的人即刻问。这就叫做文章!”
　　我个人的印象,蔡澜写倪匡、黄霑、古龙三人的文章,最是有情有趣。《黄霑再婚记》一篇,我看过好多遍,每一次都忍不住笑。而蔡澜讲黄霑的一个个笑话,我常常借来作为饭余的谈资,总能博得同座者一笑。写古龙的一篇中,蔡澜这么开玩笑:“古龙喝酒是一杯杯往喉咙中倒进去。是名副其实地‘倒’。不经口腔,直入肠胃。这一来当然醉,而大醉之后醒来,通常不在杨柳岸,也没有晓风残月,就是感到头大五六倍。”在这些玩笑背后,也许只有知己才明白高手酒醒时的寂寞。
　　蔡澜学艺术的老师是冯康侯和丁雄泉。蔡澜向冯老师学习篆刻和书法,向丁先生学习绘画。冯老师告诉蔡澜:“眼高手低。更是好事情!好的东西看得多,能够吸引便叫眼高。眼高表示欣赏力强。手低只是技巧的问题,勤能补拙,多做功夫手便不低。最怕的是,眼也不高,手也不高。”蔡澜自得冯老师之熏陶,开始读碑帖,学篆刻,看名画。而蔡澜向丁雄泉学画画,问:“要不要正式来个拜师典礼?”丁先生大笑:“那是流氓才做的玩意儿。我们是朋友,一起向天真的感情学习。”两人去一家餐厅吃饭,丁先生却点了很多道菜。“够了,够了。”餐厅经理说。“老远乘飞机来吃的,多一点不要紧。”丁先生说:“而且我们还请了很多朋友。”经理问:“什么时候来?”“不来了。”“丁先生和蔡先生请客,怎么不来?”经理问:“到底请了什么人?”丁先生笑说:“请了李白,请了苏东坡,请了毕加索。都来不了。”
　　蔡澜早年在电影界工作,和著名导演和明星都有近距离接触,写起来全无隔靴搔痒之感。我最早读到《悼张彻》一篇,颇为震动。文章说:“在拍摄现场,张彻大骂人,骂得很凶。对副导演、道具和服装,一不称心即刻破口大骂。张彻似乎在徐增宏身上学到的是骂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总要保持一份互相的尊敬,但张彻绝不同意。每一个人都不同,只有由他去了。”后面又说:“我亲眼看到一些已经三十多岁的导演被张彻骂得淌出眼泪来,深感同情,对张彻甚不以为然。发誓有一天和他碰上一定和他大打出手。张彻从不运动,打不过我的。”但是蔡澜与张彻之间好像没有冲突过。张一有空就跑到蔡的办公室,聊聊文学和书法,喝杯茶。偶尔也约金庸和倪匡一起去吃上海菜。病过之后,张照样每天拍戏。闲时又来蔡的办公室喝茶,向蔡说:“人在不如意时可以自修。”
　　蔡在张鼓励之下做很多与电影无关的学问,但张彻本人能劝人自己却停留着。动作片的潮流更换了又更换,李小龙的魄力、成龙的喜感、周润发的枪战等等,张彻的动作还是京剧北派式的打斗,一拳一脚。2002年4月,香港电影金像奖发出“终身成就奖”给张彻时,看到他的照片,已觉惨不忍睹。“英雄,是的,不许见白头。我一方面很惦记他,一方面希望他早点离去。不能够平息心中的内疚,我只有怨毒地想:‘当年那么爱骂人,罪有应得!’”
　　蔡澜悼念另一位大导演胡金铨,用的是另一种笔法:“记得家父常说:‘老友是古董瓷器,打烂一件不见一件。’家中挂着一幅胡金铨的画,描写北京街头烧饼油条小贩的辛勤。他没有正式上过美术课,其实他也没有正式上过任何课,但样样精通。英文也是自修；画,是在摄影棚中随手捡来的手艺之一。”在这一点上,蔡澜的“样样精通”倒与胡金铨异曲同工。又说:“闲时胡金铨便读书,他属于过目不忘的那种人。金庸、倪匡都是。他们一谈《三国》,什么人的名字、穿什么衣服、说过什么话,都能一一背出。”由此可知,这些看似天才式的人物,都曾下过外人不知的苦功。
　　写明星,蔡澜笔法轻松,却带出不一般的成功之道。不管今天的成龙在观众心中形象如何,他早年的刻苦,在蔡澜写来,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如后藤久美子来拍《城市猎人》的时候,日本影迷认出是她,上前要求签名。她最初不瞅不睬,后来成龙向她说:“亲近影迷是我们做演员工作的一部分。”后藤久美子被点醒之后露出笑容,可爱得多。
　　蔡澜偶尔写些严肃一点的文章,如《论李安》,即显出他在电影上的功力。“从前的导演,知识分子居多。当今的,就是缺少了书生的气质。有了读书人的底子,就能把文字化为第一等的形象出来。任何题材都能拍,都能去挑战,创造出经典来。李安是目前少有的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在《理智与感情》中看出他的文学修养已经跨越了国籍,英国人也不一定拍得出那么英国的电影来。”
　　蔡澜写《卜少夫先生》,关于酒,与别人无异:“来了香港后遇见卜少夫先生,我这个无名小卒他不会认识。介绍之后,老先生把我抱得紧紧的:‘听朋友说你也爱喝酒。’后来数次的宴会中,我们都坐在一起,话题不离酒。卜少夫先生逢酒必喝,逢喝必醉,但绝对不麻烦别人。醉后就笑嘻嘻回家。这一点我向他学习,也能像他那么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