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安丘园》和安丘有关系吗 这是苏轼流传千古的名帖,曾经给他惹来无尽的麻烦 　　□张漱耳

　　《归安丘园》是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书法作品。书于宋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虽说比不得他存世的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行书的《黄州寒食诗》,但也有显赫的书法艺术地位。此作书写“尚意”,任性而动,不失淡然,笔法、艺术审美和情感达到了完美契合,更因名称问题,广为山东安丘人津津乐道——因为帖名取自“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句中前四字,人们便认为作者是把安丘喻作自己向往意图归去的故乡了。那么,事实是这样吗?
归安丘园　无关安丘
　　确实很多安丘人对《归安丘园》情有独钟,本地《安丘文学》也集其二字的书迹应用于刊名。如果单从字面上平铺直叙解释,似是回归安丘园林。巧合的是,940多年前,苏轼就在山东密州(今诸城)为官,安丘就隶属密州管辖之县。在两年零两个月的任职期间,他曾两次到安丘寻贤,也不由安丘人不作这样的联想:苏大人看中了安丘地界的某个花园,亦未可知。
　　殊不知,此乃望文生义也。话说到这里,大家一定猜到了。是的,该字帖也就是“安”与“丘”两个字挨在一起而已,与安丘县这个地名没有半毛钱关系。在这里,“归安”“丘园”是各自独立的词组,前者古谓出嫁女子回娘家省视父母,苏轼这里是指在外为官早晚安然回归；后者的丘为丘墟,园为园圃,为草木所生的质素之地,丘园释为隐居之地或故里的家园。
　　既与安丘无关,那和谁有关?不妨乘势说个清楚,道个明白,也颇有意义。
　　《归安丘园》行书,字数不多,尺幅不大,凡十行,计90字；高25.6厘米,宽31.1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它是一纸书简,亦即一封书信。全部内容是:
　　轼启。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侯康胜感慰兼及。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七日。
　　白话大意是:苏轼启告:前几日曾致信,劳烦您回复,得知您身体健康,十分宽慰。还归故里安居乡野林园,我们早年都有这个愿望。现在您能最先接近实现此愿,真让我企盼慕羡。只是您在官场混得很深,不知真能脱开放下否?只恨无缘见上一面,诉说过去之事。人回来了再告,不细说了。苏轼叩头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
　　故而,《归安丘园》就是一封致旧友宫使正议子厚兄的一封信。
一封书信　埋下祸端
　　宫使正议为宋廷文散官,主管宫廷某事,取代六部侍郎,正四品上。时担任该职的子厚何许人也?
　　子厚,本名章惇,号大涤翁,苏轼的同僚兼书友。在这封信里,苏轼把个人的姿态放得很低,遣词造句也颇为谦虚,原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而,还是出了大问题。因为这封信写得非常不是时候。
　　章惇是福建人,比苏轼大两岁,俩人同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参加科举考试,那时候他还不知苏轼是谁。俩人都很牛,都考上了。然而,章惇却见侄子章衡的名次竟然比他高,一股不服输的牛劲上来了,决定这年考的成绩作废。两年后他又重考,考中了个甲等,超越了侄子,这才心满意足地进京做官了。
　　章惇一出来便与苏轼结识了。都是青年才俊嘛,彼此惺惺相惜,相处甚欢,成为莫逆。俩人好到什么程度呢?苏轼在给章惇的信中有段回忆说道,第一次见到你,就被你的帅惊呆了。我逢人便说:“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众所周知,苏轼为人刚直不阿,不会阿谀奉承,而性情又开通达观,如此捧章惇应是发自内心,是由衷的赞叹。近读宋人笔记,还看到有这样一则故事记载:一日,章惇袒腹而卧,看到苏轼来了,就摸着肚子问苏轼:“你说这里面都是些什么?”苏轼说:“都是谋反的大事。”章惇大笑。您瞧,连“谋反”这种可致人于死罪的玩笑话都开,可见二人关系该是何等密切。
　　只可惜,这也就是最初的旧时光。没有多久,章惇与苏轼就因为政治上的分歧分别站队。北宋末年,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各种弊端,酿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了朝廷党派之争。章惇入了王安石的改革派阵营,属于新党；苏轼则从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站队司马光,成为旧党一员。两党政不同道不合,各自相煎交恶,朝廷便形成了新、旧两党轮番得势的局面。苏轼反对激进变法措施,遭到新党攻击,受诬坐谳。
　　那是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发,苏轼被弹劾靠边。先入监,后被贬为湖北黄州团练副使。多余补一句,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市)太守期间作的《后杞菊赋》,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子,都被认为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给予官吏薪俸的微薄。
　　好在宋朝是个宽容文人的社会,就是冒犯了朝廷也不至于引来杀身之祸,最厉害的惩罚就是流放外贬。苏轼被疏远、被搁置的日子,在京的章惇倒不畏闲言冷语,写信予以抚慰。这是处在得意方的章惇拥有的正常心理的自然表露。
　　到了元丰八年,即苏轼写《归安丘园》前一年,在地方晾了五年的苏轼,熬到宋神宗驾崩,幼子赵煦嗣位,高太后垂帘,又被调回了中央委以重任。在八个月内竟然连升三级,一直当到翰林学士、知制诰,距离大宋宰相只差一步。而作为王安石拥趸的章惇,不被重用了,被朝廷一脚踢到汝州(今河南平顶山市)。苏轼想起了自己在被贬岁月曾收到章惇写来的信,受到过莫大的安慰,于是便有来有往,一番斟字酌句,写下了这封《归安丘园》,其本意是想安慰落难的朋友。但人和人性格不一样。此时两人身份悬殊,豪放豁达的苏学士自然还是以一副固有的幽默诙谐的口吻,这让章惇感到简直就是对他极大的讽刺。“哼,我现在这样了,你还调侃,说什么早先咱俩都有隐居田园的梦想,没想到你先我一步实现了,让我羡慕嫉妒恨呀,你这是善意的安慰?分明是嘲笑挖苦、幸灾乐祸啊。”
　　章惇受不了了,就把这笔账牢牢记下。所以,他原封不动地收好了这封信,意在时时提醒自己:“苏轼,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你就等着好了!”当然,他没想到,正是因为自己气量狭小,反而为世人保留下了这幅千古名帖。
两败俱伤　没有赢家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章惇终于等来了东山再起的一天。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苏轼的后台、垂帘的高太后病故,儿子赵煦走上前台。由于高太后时期,小皇帝没有机会参与决策,苏轼等朝臣又忽略了赵煦的感受,导致他心理受到压抑,对元佑重臣产生了很深的积怨。他执政后,再次起用变法的官员,恢复熙宁变法的措施。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章惇就被召回,一路封侯拜相,爬到了宰相的高位。在大宋这段历史上,苏轼、章惇的行情是错开的。当章惇达到了个人仕途的顶峰之后,对苏轼的报复就开始了。是年六月,苏轼先被贬为宁远军(今广西容县)节度副使,只享受半薪。到任没有多少日子,又被贬惠州(今广东惠州)。不停的工作岗位调动如同刚装修好了房子,买齐了家具,一声令下又得挪地儿。
　　苏轼是个乐天派,一生苦中作乐,甚至在满目疮痍的日子都能活出精彩。当被章惇报复贬到遥远的惠州,他依旧嘻嘻哈哈,一路诗酒:
　　为报诗人春睡足,
　　道人轻打五更钟。
　　又有诗曰: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诗句传到京师的章惇耳里,他冷笑一声:“姓苏的,你还这么开心呀?”冷笑过后,是接着想法贬谪苏轼。
　　再贬到哪儿好呢?章惇想到了“象形”。苏轼字子瞻,就到儋州(今海南岛)吧。于是,一叶扁舟把苏轼送上了海南岛。这一次苏轼绝望了。困于天涯海角,打击太大,他已经62岁了,所以到了儋州,第一件事是为自己做了副棺材,这辈子准备死这里了。
　　然而,他没想到,居然还能触底反弹。而行情走高的章惇到了巅峰很难冲高了,这时的他又不知搭错了哪根筋,一路走高并没有一路走好。在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年仅25岁的赵煦奄奄一息、行将就木之际,朝廷因他无儿商定立储,需要从赵顼五个健在的儿子中选择一个。章惇列出的名单中,第一是赵煦的同母弟简王赵似,其次是立最大的儿子申王赵铋。决议报到赵煦母后向太后那里,却被她以赵似年幼、赵铋眼瞎为由,否决了章惇,主张立瑞王赵佶。而章惇坚决反对,以赵佶轻佻、不适合为帝进言,坚持己见。末了还加上,他这个意见也是赵煦的遗言。但是老太婆笼络了其他大臣,形成两派势均之势,被她一锤定音,继续否决了章惇。于是赵煦死后,18岁的赵佶当上了皇帝,即宋徽宗。向太后在赵佶即位后,只垂帘听政了半年,即还政于他。在这半年的时间中,变法派官员再次遭到打击,好在向太后并没有向章惇发难,可能她是想章惇也是为了国家着想。但是赵佶握有实权后,就开始翻章惇反对他继位的旧账了。于是好日子到头了。章惇被罢了相,流放到雷州,离海南也仅差一步。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十一月廿五,终于在困顿中死去,葬于长兴(今浙江湖州市),享年71岁。
　　苏轼呢?虽然遇赦北返,但是世事无常。由于他常年贬损流离,身体严重透支,当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北归走到常州时,因“瘴毒大作”,于是年七月廿八病故,享年66岁。
　　嗟乎!纵观章惇与苏轼大宋两大才子之结局,可谓两败俱伤。
　　不说别的项目了,单就书法艺术而言,同是顶尖的文人书家。苏轼写一笔好字,章惇也有几把刷子。马宗霍辑录的《书林纪事》卷二,有他和苏轼一段题字记录。如下:
　　“章子厚惇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
　　大意是:两人曾一起旅行,见到一处绝壁,唯独一木桥相通。章惇让苏轼走过去,到对面悬崖题词。苏轼不敢,却见章惇面不改色走过去,在石壁写下:苏轼章惇到此一游。书完又走回来,泰然自若。
　　凭此可见,章惇的书法才华也许不及苏轼,不然章惇不会先让苏轼去写,但他的大胆和狠劲可见一斑,让人叹服。而且,苏轼万万没有想到,章惇的狠劲最后用在了他身上。
　　后来的人物评价中,天平倒向了苏轼一边。《宋史》将章惇打入“奸臣传”,再没翻身。清中期乾隆刻《三希堂法帖》,仍然没有放过他。紧随其后陪着他的书家,是大奸臣蔡京,被归于同一类。
　　但还得说,苏轼先生,你是生活中天生的乐天派,政治上却是一个“幼稚鬼”。
　　若干年后,苏轼曾总结自己的做官感言:“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已而诲之。”
　　苏轼最后北归途中经过镇江金山寺时,面对李公麟为自己画在金山寺的画像,又一次总结了自己的人生,写下了这样令人悲怛唏嘘的六言绝句: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一言概之,在当时苏轼的确就是个“一肚子不合时宜”的人!不然,何至66岁就被折腾得死在了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