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通向功名路　今朝饱含家国情 从千年科举到高考考场的变与不变 　　6月7日,全国一千多万学子走进高考考场。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单打独斗”——没有父母帮忙,没有老师提示,甚至连选择题蒙哪个选项都得自己拿主意。
　　你可曾想过,中国人对选拔人才的执念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对考试如此重视,又如此又爱又恨?
　　答案,藏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里。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正式创立,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制度延续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共选拔出进士十余万人,举人、秀才数以百万计。它不仅是无数读书人改变命运的独木桥,更是中华文明维系千年不坠的制度根基。今天,当我们为高考学子加油鼓劲时,不妨推开历史的贡院大门,走进那场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天下大考”。

　　□邓海平

从“九品中正”到
“一篇文章定终身”
　　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的人才选拔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先秦的“世卿世禄”,官位世代相传；两汉的“察举制”,由地方长官推荐孝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按门第品评人物。这些制度的共同问题是: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门阀士族垄断了上升通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成为时代写照。
　　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后,决心打破门阀壁垒。他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要求各州每年推荐三人,通过考试录用。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更进一步,大业二年(606年)正式设置“进士科”,以试策取士——这就是科举制度的起点。一个寒门子弟,只要文章写得好,就有可能一步登天、拜相封侯,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创举。
　　唐代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并将其发扬光大。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从端门列队而出时,喜形于色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武则天时期增设武举,选拔军事人才,大名鼎鼎的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到了宋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糊名、誊录、锁院等防作弊措施相继出台,考试内容也从诗赋转向策论,更注重实用。明清两代,科举走向鼎盛,但也逐渐僵化,最终在八股文的束缚下走向末路。
一场大考三层关
　　一个读书人要完成从童生到进士的蜕变,至少要闯过三道雄关,其艰辛程度不亚于今天从小学考到博士。
　　第一关是“童试”。这是入门级别的考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通过院试的人被称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别看秀才只是科场的最底层,在地方上已享有特殊待遇:见知县不用下跪,免除徭役,还可开设私塾教书。很多人一辈子就止步于此,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六十多岁还在贡院号舍里撞号板痛哭。
　　第二关是“乡试”。这才是真正的“大考”。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各省贡院进行,时间在农历八月,故称“秋闱”。考中者称为“举人”,第一名叫做“解元”。一旦中举,身份质变——获得做官资格。明代著名政治家张居正,十六岁中举,巡抚顾璘解下犀带赠他:“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我这犀带算不了什么。”果然,张居正后来成为万历皇帝的首辅。
　　第三关是“会试”和“殿试”。乡试翌年春天,全国举人齐聚京城参加会试,称为“春闱”。录取者称“贡士”,第一名是“会元”。随后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所有贡士皆成进士,只重新排定名次。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连中三元”是科举最高荣耀——乡试、会试、殿试均第一。一千三百年间仅十四个人做到。明代黄观不仅连中三元,还在之前的县试、府试、院试中都拿了第一,创下“六首”旷古纪录。可惜靖难之役中,他因忠于建文帝投江自尽,名字一度被永乐皇帝从登科录中删去,两百多年后才恢复。
人间“炼狱”中的
笔下乾坤
　　如果说科举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贡院的号舍就是最残酷的战场。今天的高考考场有空调、有矿泉水、有监考老师的温馨提醒,而古代考生的待遇堪称“地狱模式”。
　　贡院是乡试和会试的专用考场,规模宏大。明清时期,北京贡院有号舍九千多间,南京贡院更是多达两万余间。每间号舍用砖墙隔开,像一个狭长的“鸽笼”,深五尺、宽三尺、高六尺。考生进去后三天两夜不能出来,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一块木板架起是书桌,放下是和衣而卧的床铺。
　　更令人窒息的是搜检环节。考试当天凌晨三点,考生在贡院门外排起长队,经过头门、仪门、龙门。在仪门,士兵进行最严格搜身:脱掉鞋袜、解开衣服,头发、耳朵、脚趾缝都要检查。士兵每搜出一个夹带者,可获三两白银奖励,因此搜查格外卖力,连馒头包子也要掰开查看,以防里面藏着纸条。
　　明代散文家艾南英在《前历试卷自叙》中记录:“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踝。”天寒地冻时赤脚站立,任由搜检。夏天则成百上千人挤在一起,汗臭与恭桶恶臭交织,令人窒息。遇上雨天,漏雨号舍的考生只能“以衣覆卷,疾书而毕”。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数才子写下了传世文章。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在号舍里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范仲淹“断齑画粥”——少年丧父,寄居寺庙,每天煮一锅粥,待粥凝固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就着咸菜充饥。他的同窗送他美食,他却拒绝说:“我已习惯清苦,一旦尝到美味,日后便难以忍受粗茶淡饭了。”
从考场走出的
传奇与遗憾
　　科举史上,从来不缺传奇,也从来不缺遗憾。
　　唐代诗人白居易初次进京赶考,拿着自己的诗作去拜谒名士顾况。顾况看到他的名字,开玩笑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待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拍案叫绝:“有句如此,居亦何难!”白居易后来果然高中进士,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宋代文豪苏轼的科举之路更加戏剧性。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岁的苏轼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欧阳修读到《刑赏忠厚之论》,惊为天人,本想列为第一,又疑是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改判第二。拆卷后才发现是苏轼。欧阳修感慨:“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出人头地”由此而来。
　　然而,科举也是无数人的伤心地。写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十九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秀才,一时风光无限。然而此后,他困在乡试的泥潭里四十余年,屡考屡败,直到七十一岁才补上岁贡生。他在《聊斋志异》中借王子安将落第秀才的窘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初入考场,似丐；唱名时,似囚；归家后,似病鸟；闻落榜,似饵毒之蝇……”一个“似”字,道尽了多少辛酸。
　　更令人唏嘘的是清代陈祖范,一生参加乡试二十三回,将近七十年全部落榜。雍正元年准备第二十四次乡试,金盆洗手后却意外中举。广东余会来一百零四岁走进考场,创下科举史上最高龄考生纪录,道光皇帝被其“卷土重来”的精神感动,特赐举人身份。这些故事背后,是一代代读书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念。
八股取士与科举的末路
　　任何制度都有生命周期。明清以后,科举逐渐僵化,八股文成了桎梏。
　　八股文有固定格式: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各有两股,两两对偶,总共八股。题目必须出自“四书五经”,内容必须“代圣人立言”,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士子们把毕生精力耗费在文字技巧上,皓首穷经却不知天下大势。
　　明朝末年,顾炎武开始猛烈批判八股取士。他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又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清代乾隆年间,诗人赵翼在《论诗》中写道:“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子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辛辣地讽刺了八股文下的盲从之风。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国门。洋务运动兴起,新式学堂设立,科举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大臣联名上奏,请求“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廷下诏:“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道诏书,宣告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正式终结。
　　那一年,无数读书人跪在贡院门前失声痛哭。他们哭的不是一个制度的消亡,而是自己寒窗数十年的努力瞬间失去了意义。然而,历史不会回头。以八股取士的旧时代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教育时代开始了。
笔尖上的家国情怀
　　今天,当一千多万学子在考场上奋笔疾书,他们或许不会想起一千三百年前的科举。但科举制度留下的遗产,依然深深烙印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
　　首先是“公平竞争、为国选才”的理念。在门阀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科举为底层百姓打开了一扇向上的门。宋代以后,甚至出现了“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劝学诗。这种不问出身、只看才学的精神,正是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源头之一。高考,正是这一理念在当代的延续,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
　　其次是“勤奋苦读、自强不息”的品格。从范仲淹的“断齑画粥”到欧阳修的“画荻教子”,从蒲松龄的屡败屡战到余会来的百岁赶考,无数读书人用行动诠释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古训。这种精神,至今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今天走进考场的每一个学子,都在延续这份千年不灭的执着,用手中的笔为家国未来贡献力量。
　　当然,科举的教训同样深刻。脱离实际的八股文,禁锢思想的标准答案,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评价体系——这些弊病,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深思。
　　从《清平乐》中的文臣名相,到《知否》里的寒门举子；从一千三百年前的科举号舍,到今天遍布全国的高考考场。变的是一千三百年的时间跨度,不变的是中国人对知识的敬畏、对公平的渴望、对改变命运的执着追求,更不变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当铃声响起,试卷翻开,这一代学子将在答题卡上书写自己的未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前辈曾在号舍的油灯下、在贡院的寒风中、在落榜的泪水里,做过同样的事——用一支笔,赌一个明天,也为一个国家的未来写下最坚实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