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玉

　　近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包括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14个Ⅰ型大城市以及70个Ⅱ型大城市。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05个大城市中,包括了4个县级市,分别是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均为Ⅱ型大城市。
　　作为理解一座城市最核心的指标之一,“人口规模”往往极具说服力。以往相当长时间内,城市化构成了“城市发展史”的主线叙事脉络。在这一大的历史浪潮下,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留在城市,实现了“市民化”的身份转化。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城市都处于扩张区间,中小城市朝着“大城市”的目标阔步迈进。而近年来,这一趋势却发生了微妙变化。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叠加“新农村”蓬勃发展,城市的“巨大引力”相应减弱,这深度重构了城市演进的模式路径。
　　尽管城市并非越大越好,但是“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区位聚合优势,是客观存在的。城市持续“做大做强”,对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看到,最近一些年,大多数城市都降低了落户门槛,为了吸引人口流入大派福利,堪称诚意十足。可以预见的是,对于人口资源的竞争,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城市的分野。此番4个县级市获明确为大城市,又一次说明了城市化发展路径的多元性与可能性。若能夯实产业基础,各美其美建立足够的比较优势,一座城市跃升、进化的机会窗口,始终是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