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近日推出新书《北京报界先声:20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这本由民国著名报人彭翼仲嫡孙彭望苏写就的书籍,介绍了《京话日报》百年前的辉煌。
清末、民国年间报馆众多,也诞生了一批著名报人。本着开启民智的目标,一批知识分子投身报业,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政”风格。本报记者梳理相关书籍文章,再现这段新闻史上非常重要的过往。
□本报记者 吉祥
上世纪初年报馆多、报纸杂,堪称空前
1904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返京已经两年多,市面恢复了些许生气,但“庚子事变”造成的伤痛,仍在北京人尤其是旗人的心头激荡。《辛丑条约》的赔款又像一座大山,压在有识者的心头。而北京识字的人是那么的少,所有的报纸加起来也不过能卖两千来份,老百姓不看报,也无从了解新闻、新知识。他们把报纸叫做“洋报”,觉得记者都是汉奸。街头倒是不时可以见到揭帖,上面有义和团很快就会回来的宣传。
在《北京报界先声:20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的序言里,学者杨早用上面这些文字描述了《京话日报》诞生的1904年的情景。国难当头,这份应时而生的报纸注定会承担很多任务:要宣传新知识,要讲述爱国道理,要劝导人们除旧维新,要报道国内外新闻。各种努力背后自然又是一位知识分子开启民智的尝试,报纸的创办者便是民国年间颇具影响的报人彭翼仲。
书的作者彭望苏是彭翼仲的嫡孙。在近日一场关于此书的名为“媒体与底层”的读书会上,彭望苏介绍,与一般启蒙强调政治宣传不同,当年的《京话日报》善于组织各种活动,与老百姓互动。杨早更是补充介绍,作为天生运动家,彭翼仲常去说服那些演戏的人唱新的戏,说服警察厅给他们颁银牌,“有点像马丁·路德·金”。
如学者张功臣在著作《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中介绍的那样,民国年间,报馆之多、报纸之杂、报事之纷乱,可谓空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在《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中同样提到了当时报业繁荣的景象:“当时人们创办报刊很少有长久打算,一般拉来一笔资金,或者拉来政治关系,有个政治和经济上的靠山,就开始办报。钱花光了没有接济,或者政治靠山倒台了,报纸也就办不下去了。”
当时在北京,《晨报》、《世界日报》、《京报》算是大报,销量多时不过八九千份,少的则只有三五千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因为有日本势力的庇护,敢于刊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因此销量有一万五千份左右。比邻北京的天津,则诞生了清末维新变法时期著名的《国闻报》、1902年的《大公报》、1915年的《益世报》,这些都是影响巨大的报纸。特别是至今仍在香港发行的《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页,著名学者方汉奇在其《〈大公报〉百年史》中对其历史有着详细的介绍。
报纸与报馆乃天下公器
100多年前,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便说:“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到了民国年间,知识界的共识是,报纸与报馆乃天下公器,属于公共领域的资源,民国著名报人张季鸾办报即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讲座教授李金铨在其著作《文人论证:知识分子与报刊》中说,百余年来,中国报刊维系国运民生,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民族现代化。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学者、报人活跃其间,传播新知,探索国家前途,凝合了中国士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政”风格。
这本书介绍了陈独秀与胡适两位近代著名人物办报的经过。1915年9月,陈独秀认识到旧思想与共和政体的深刻冲突,毅然于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以图革新国民思想,从而领导了一场风云激荡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校长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北迁京都。不久后,从美国学成归来的胡适任教北大,也抱定“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之宏愿,投身新文化运动。“在新生的民国岌岌可危之秋,共同的启蒙事业使一位革命者和一位学者走到一起,成为《新青年》和北京大学的新文化领袖。”
民国著名报人王芸生之子王芝琛退休后专注《大公报》历史研究,在其著作《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中,王芝琛认为,《大公报》的崛起同样留有文人论政的显著风格。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之始,标举“四不主义”为宗旨,“不党,不为一党之见；不卖,不卖于私人或集团,不要外界一分经济援助；不私,非一私之言论,取国民之公意；不盲,一本既定立场,不盲从于众。”如书中所说,尽管《大公报》人员政治见解各异,但在报社内部则兼容并包熔于一炉,有其公是公非,一切唯人民利益是从。
杨早在“媒体与底层”的读书会上提到了《京话日报》的一段历史。在1905年,《京话日报》时常宣扬立宪的好处,日本立宪以后怎么变成强国,日本立宪以后君权也没有受到损失,皇上依然是皇上,天皇依然是天皇。当时清廷关于立不立宪的问题左右摇摆,彭翼仲主导的《京话日报》则拼命宣扬日本立宪之好处,并以日俄战争中,小国日本战胜君主制大国俄国为例。也正是因为看到报纸的作用,杨早更是认为,中国真正的近代史到来,应该是1872年第一份普遍发行的日报《申报》问世以后,“它让人很快把握到这个世界的知识和信息”。
铁肩辣手成为报人的办报宗旨和社会担当
众多的报馆、报纸,也诞生了一批著名的报人。民国年间著名记者邹韬奋最敬重梁启超先生。出版人俞晓群在《民国报人邹韬奋的独立和真诚》一文中介绍,邹韬奋奉梁启超为老师,皆因当年袁世凯称帝时,想以20万元贿赂梁启超以求他莫撰文批评,梁启超以“我诚然是老于亡命的经验家,但宁愿乐于亡命,不愿苟活于此污恶的空气中”作答,断然拒绝。此后,邹韬奋以梁启超的话为信条,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书店虽屡遭查封,屡次又在夹缝中重生。
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其新著《辛亥:摇晃的中国》中,有关于当时报人的记述。“国民党当家之前,北洋的武人们,对于报纸大抵管不了,实在被骂得受不了了,就派警察把报馆封了。人家换个地方接着开,骂得更凶,武夫们一点招儿都没有。最蛮横的,像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胡子,就抓记者杀头。”
最后这段话,涉及到两位著名报人。一位是邵飘萍。供职《申报》期间,邵飘萍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特派记者”,此后他创办《京报》,书写“铁肩辣手”于京报报社墙上。邵飘萍在《京报》上讽刺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张学良“忠孝两难”,并且退回了张作霖的30万元“封口费”,自言“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邵飘萍终被张作霖所杀。另一位是报人林白水。林白水在当时是有名的“揭黑记者”,1926年,林白水因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讥讽“狗肉将军”张宗昌的幕僚、“智囊”潘复为“贤囊”,被张宗昌杀害。
如张鸣所说,因为屡有报人被抓,报界便有了个说法,“报馆跟监狱是隔壁”。“当年沈荩被杖毙,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监狱,清政府声誉大坏,然后清政府改革,制订了报律,但对于报人也就基本没辙了,不止对躲进租界的报人没辙,对租界外的报人也没辙,顶多封了报纸,人家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再开。”
陈建云的著作《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则聚焦民营报刊的消失和民间报人的转变,讲述了徐铸成、王芸生、储安平这三位民间报人在大变局中的历史选择。
民国时期国家内外交困,也诞生了一批战地记者,其中最有名的莫过范长江。他的《西线风云》记述了抗战的历史。其另一本著作《塞上行》,则报道了百灵庙战役、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前后西北地区的政治、民族动向。这些在战火与硝烟中写就的报道,近几年再版后也曾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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