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张充和身处灿若星辰的一众名家贤士之间,她的知交师友中有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张大千,等等。抗战年月,这位正当韶年、俏皮聪慧的“张家四小姐”,在一群“国粹”长者中间穿梭来去,恰如烽火战场上绽放的春兰秋菊,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疼爱和娇宠。
《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一书,是旅美作家苏炜根据自己与张充和多次交谈整理出来的口述实录,并经过张充和审改。在书中,张充和讲述了自己和沈尹默、沈从文等人的交往,以及与傅汉思异国婚恋的故事。
连天大雪终于止停。在新英格兰,雪霁初晴的日子总是让人骋目抒怀的。给张先生打过电话后,我几乎是哼着歌,开车穿越白雪覆盖的原野。跳步迈上张家门槛,发现门已经虚掩着打开,老人笑盈盈地迎上来,说:“我走路慢,就先把门开着,不想让你等门。”我觉出老人今天的心情也很好——得,我可以敞开话题,让老人家聊聊汉思,说说她自己的这段异国婚恋故事了。
“你让我谈谈汉思呀?”张充和微微笑着,“是呀,我以往很少跟人谈起汉思,因为就是眼跟前的事情——虽然,汉思也走了好几年了。”张充和的先生——德裔美籍汉学家、耶鲁教授傅汉思是二○○三年病逝的。
“我认识汉思是在一九四七年,在北平。”老人的话说得很直白,“抗战胜利后我先回了苏州,后来就到了北平,预备在北大开昆曲和书法的课,那时候已经有学生开始学了。我当时住在沈从文家,汉思常到沈家来玩,就这样认识了。”
我笑道:“我在哪本书里读过沈先生一个回忆,说:‘汉思开始还是登门找我学中文的,后来才发现,这位美国年轻人早转移了目标,根本不是冲我来的!’”
“是呀是呀,那时候,汉思一进门,沈先生就大叫:‘四妹!找你的!’汉思当然是很主动的,我发现他人不错,很老实,也很热情开朗,我们就这样交往起来了。”
“汉思那时候的中文好吗?”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你们日常交流,用什么语言?”
“当然是中文。那时候,他的中文马马虎虎能说,我的英文不好,他来到沈家,跟沈先生说的是中文,我三姐会说一点英文,就中、英文夹杂着跟他说话。我当时在北大红楼也有宿舍,但常住在沈家,汉思就常来。”
我记得从前看过汉思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位帅气儒雅的洋人小伙子,和一位秀外慧中的中国大家闺秀的结合,确是一种真正的“中西合璧”。
我问:“汉思又是怎么认识沈先生的呢?”
“他和沈先生是北大同事,沈先生喜欢在家里招待朋友,一来二去就很熟了,他常常向沈先生请教一些与中文有关的问题。噢,对了,把汉思介绍给沈从文的,是……季羡林。”老人开始一下子记不起名字,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那时候,沈先生在北大中文系教写作,汉思在北大教拉丁文、希腊文和西方文学。”
“那么,汉思又是什么时候到北大教书的呢?”
“也是抗战胜利后吧。他是胡适介绍到北大来教书的。汉思原籍是德国,德文自然很好。他的父亲在德国就很有名,二战中从德国到美国来,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教西方古典文学。他舅舅也是一位教西方古典的大学者。他有西方古典的底,通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好几国文字。他中学九年的古典课程都学得很好,十八岁随父亲到美国的时候,在斯坦福已经直接读大三,本科拿的是西班牙文学的学位。他的PH. D(博士)是在伯克莱念的,他觉得父亲已经在做西方古典,自己不如就改攻一门欧洲的小语种——诺曼斯语,就做这个诺曼斯语的研究吧。他毕业后在加州大学的某个分校教书,胡先生就是这时候认识的他,就请他到北大来教书。”
我心里约略计算了一下时间,汉思与胡适的初识,应该是抗战期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汉思那时候有多少岁?”
“大概三十二岁吧。他到了北大,就跟季羡林成了好朋友——因为季羡林是留德的,他的德文很好呀。季羡林又把他介绍给了沈先生。可以说,就是在北大这一段,汉思才开始把他的兴趣转向中文,最后做上了中国古典的研究。我们认识的时候,内战已经开始了,我在北大开的昆曲、书法课,还没正式开始教,就打仗了。我和汉思是认识一年之后在北平结的婚,那时候,城外已经炮火连天了。”
我从资料里读到,她和汉思结婚,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便说:“我记得你去年回北京办展览,沈先生的大儿子说:‘四姨就是从我们家嫁出去的!’你们当时举办的,可真是‘兵临城下的婚礼’呀!”
“是呀,那时已经兵荒马乱了。”张充和忽然换了一种轻松的语气,好像叙说着一个好玩的故事,“我常常记不住准确的日子,但离开北平那一天,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刚好是北大举办五十周年校庆的纪念,校园里红旗都挂上了。大清早,美国大使馆的一位领事跑到我们家来,要我们马上走,说北平只剩下一个小的军用机场还能用,大机场都飞不了了。那时我们还没吃早餐,一锅稀饭煮好了还没吃,领事就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可以说是被领事押上飞机的。我当时只给三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我要走,交代了一下家里事情。那天早上,一位卖书给我们的工人正好送书上门,我们就把整个家托付给他了。”
“那真是乱世之时的托付呀。”老人轻轻感叹着,语气很郑重,“我们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些身边重要的东西,带着另一个女工人,就跟着领事去机场了。”
我问:“你们当时还带着另一个女工人去的机场?”
“对,这又是另一段故事。”张先生微微笑着,“那时候,日常照顾我们的有一位女工人,就是我们的保姆,叫‘小挎奶奶’,因为她丈夫叫‘小挎子’,出身很苦,才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所以我让小挎奶奶跟着我们走。到了机场,逃难的人已经乱成一团了,那是军用飞机,每个人随身的东西要按分量来称,就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就不走了!’他们一看我发了脾气,就说:‘人带走,东西都不能带。’我带到机场的那些最好的书籍、书画,就这样被留了下来,说我们先飞到青岛,东西让飞机回头再带。可是飞机到了青岛,再也飞不回去了,多少好东西,就是这样扔掉了……”
“后来,那位小挎奶奶,一直跟着你们吗?”
“我们从青岛,先折回苏州。小挎奶奶一直跟我回到苏州,就留在了苏州老家。小挎奶奶随身带了一个重重的包袱。到了上海我大姐家,我说:‘你打开包袱,让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宝贝。’她打开来,都是一些破衣服,还有刷窗的刷子——因为出门前正刷着窗,她就把刷子也带过来了。逗得我哈哈大笑。”老人脸上溢满了笑意光彩,“汉思跟着我回苏州小住了一阵,南方也已经乱起来了。转眼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我们从苏州出来,托人到南京办手续——按说我要跟汉思去美国,要办护照什么的——可是南京已经不行了,我们在上海遇见了帮我们办手续的人,原来他已经从南京逃出来了……”
谈话于二○○八年一月三日
七月十八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二○一○年秋经张充和审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