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立“问责”慈善有何不可
2014年08月10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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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
在傍“干爹”爱炫富,赌博、性交易均沾,把红会推向尴尬境地的郭美美倒地,红会洗脱与她的干系后,又一次慈善质疑扑面而来。8月6日,袁立因对捐助金额、病童治愈时间等有疑问,与“天使妈妈”基金会理事邱启明在你来我往中话不投机,导致一场本可以成为寻求慈善透明、公开的良性互动直接沦为“骂战”。
尽管中国的公益慈善从制度、透明度到监管体系都不那么尽如人意,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大众的公益意识在不断提高,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人们不仅有爱心捐助,还关注善款的去向和用处。不管是作为公众人物还是普通捐赠者,袁立都有权利对善款的疑问寻求解答,比如,7月13日询问病童的情况,为何提前出现7月29日“术后重生”这样的穿越?比如,之前的捐款数目为什么现在呈现的少了?捐助的病童6月24日出院了,“天使妈妈”为什么还在为其募捐?没有获得满意答复时,直接向“天使妈妈”基金会理事、著名主持人邱启明发问也非什么大逆不道。
事情之所以演变成一场“骂战”,与当下中国的慈善环境和对方的“问责”方式密不可分。其一,如今,中国慈善的公信力颇受质疑。2010年,曾经给玉树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的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曾说过这样几句话:“我要知道我捐的钱花在了哪里”,“我只相信制度”,“信任是监督出来的”,他也是开创善款“问责”的第一人。可时至今日,四年已过,中国红十字会及各地红会在善款的管理运用、捐助物资的质量及其透明度上“问题”频发,饱受诟病。炫富的郭美美重创了中国红会的百年信誉和根基,“(郭美美)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中国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语)；针对壹基金、嫣然天使基金等各种基金的质疑一直不断；诈捐、虚捐“猫腻”现象时有披露。尽管质疑的声音愈来愈多,但公益慈善在透明度、监管力度和制度上始终不尽如人意,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期待和呼吁同一件事情。
其二,在公益慈善公信力的脆弱期,任何质疑都会波澜四起,公益慈善组织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在邱启明看来,袁立作为公众人物,在提前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在微博上公开追问善款的去向、用处的方式,无疑是将个人质疑公开化、扩大化,颇让人恼火。邱启明认为,袁立的质疑多是“天使妈妈”技术操作层面不完善造成的,属于误解范围,但她的不断追问导致粉丝及其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论战越来越激烈,一些质疑和怀疑简直就是对“天使妈妈”团队及其爱心奉献的侮辱和责难。
邱启明觉得委屈和愤怒也许有道理,但袁立的“问责”也是她的权利,是每一个希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步的公民的权利,也是责任。现时的中国慈善,其诚信和社会公信力都不足以承载公众的热心相托,其制度、透明度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其从业者并非都是“天使”,某个个体组织的不足或“猫腻”也许要承受公众对这个行业的猜疑和责难。尽管郭美美被抓后的“陈词”还了中国红会一个“清白”,但公众马上就会因此而解开心中“中红博爱”与红会之间关系的谜团吗?中国慈善的公信力从此就会走出低谷迅速攀升吗?答案似乎没那么简单!要不中国红会就不会称,恢复公众对公益慈善的信心,练好自己的内功,会很辛苦,需要有几年的时间。
好在袁立的“质疑”和“问责”针对的是“天使妈妈”基金会,而非公众人物邱启明。公众迫切需要通过公开、透明、高效的“真相”看到中国慈善温暖、美丽的前景,所以,袁立对公益慈善的追问、“问责”实际是一种监督,也是一种呼声,对促进慈善事业发展而言,不是“妇人之仁”,她也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进行“有罪推理”,更谈不上“咄咄逼人”。君不见,在郭美美炫富事件中,公众的质疑声浪就督促中国红十字会查出了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存在管理问题；之后又成立了监督委员会,请各界知名人士作为第三方监督红会工作?
对亟待提升质量的中国慈善事业而言,无论是“问责”还是质疑,只要是本着促进慈善组织完善管理、加强自律、提高绩效,让中国慈善更加公开、透明、有效的初心,有建设性,就值得关注和鼓励。中国公益慈善质量的提升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全体国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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