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成丰”
从商业中起源在教育里延续
2015年04月0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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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丰面粉厂旧址。 刘志浩 摄
苗海南
苗星垣
这个家族的成功,就在于对希望的执着。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寇润涛
实习生 冯岩岩
无奈又无力的“婉拒”
只有厂内一间办公室内的“挂面车间设备定期管理”示意图,才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与“面粉”有关。
站在高处俯瞰,泉城3月的落日余晖中,被四周高耸直立、泛着光芒的高楼所环抱的这片低矮的老厂房,尽管醒目,却显得与周围有些格格不入。
空荡荡的仓库北墙边,巴洛克风格的山尖和墙饰线外,巨大的塔吊和整齐的板房,给人以时空错乱之感。
这片沉默的老建筑背后,则隐藏着曾经叱咤济南府的一代巨商——桓台苗家的兴衰史。
成丰面粉厂西边,隔开几条街的地方,就是苗永尧小时候生活过的老宅子。日本人来的时候,苗永尧刚满10岁。
那天,在门外玩耍的他,看到一些骑着高头大马,嘴里呜里哇啦说着一些自己听不懂的话的军人,从门前慢慢走过。
如今,88岁的他忆及这一场景仍历历在目,他说自己后来才知道,日本人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要“受欺负”了。
得出这个结论并不难,不久后,便有着便装的日本商人上门“谈合作”了。看到陌生人进家,苗永尧便和哥哥姐姐们躲得远远的,父亲和二伯也不让孩子们接近这些陌生人。
常去家里的那个日商叫“山田”,开始留给少年苗永尧的印象并不太差:“长相斯文,举止很有礼貌”。
不过,他很快觉察出了异样。这个“看上去像知识分子”的日商来过几次之后,父亲和二伯越来越少去厂里了。一天,苗永尧听说,自家的厂子成了日本人的了。
“那会儿听大人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婉拒’。”苗永尧说,当时济南被日军占领,不可能直接拒绝他们的要求,但苗家人又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苦心经营的厂子,于是只能无奈“婉拒”着。但,结果没什么区别。
史载,日军进驻济南后,包括苗家在内的济南几乎所有大企业,先是被直接“军管”,而后被日方以“合作”名义,进行了实际控制。苗家的成丰面粉厂便被接管并改名为“东亚面粉厂”,苗永尧的二伯苗星垣任副经理,但在厂里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即便没有落入日本人手里的工厂,比如张东木家族的“东元盛染厂”,经营也举步维艰。
如今,站在济南火车站北的成丰面粉厂旧址主楼二楼望下去,从厂区的布局中,仍能想象当年车间的繁忙景象。
根据《济南工商史料》记载,当时日本人对各厂中方管理者说的话如出一辙:“你们不必上班,到时候来领钱就行啦。”
少年苗永尧并不清楚这个过程,那时候听到的另外一个对小孩子来说不太好懂的词,就是“傀儡”,“去厂里就是做傀儡,与其那样,不如在家干点别的。”
从底层打拼出来的人们,往往对环境有着无与伦比的适应性。于是,这个来自淄博桓台的大家族,便以自己的方式,在乱世之中努力坚持对家族的延续。
家族“最重要”的人
在苗永尧和妹妹苗淑菊眼里,二伯苗星垣就是延续这个家族的“最重要的人”。
从留下的照片看,穿一身长袍,圆脸大耳,留着几乎贴头皮的短发的苗星垣,面相憨厚老实。自1910年从老家淄博桓台来到济南,只用了10年时间,苗星垣完成人生角色的转换,从粮栈小伙计成为一家大粮栈的创立者。
随后他“从商入工”,先后与人合作开办面粉厂、棉纱厂,和胞弟苗海南,未出五服的亲戚苗杏村、苗兰亭的名头,在当时的济南无人不知,被称为“桓台苗家”。
日军入侵济南时,正是苗家产业如日中天之际。
不过,苗永尧和哥哥姐姐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父辈们已经把产业做到了什么程度,二伯留给孩子们最深刻的印象,是肯吃苦,好学和执着。
生于清末的苗星垣只在老家上过几年私塾,随后外出打工。来济南之前,他在桓台索镇一带“拉脚”(即用大车载客或为人运货)贴补家用。
在苗淑菊的回忆里,二伯即便后来做了老板,干起活来依旧可以用“拼命”来形容:“在创建工厂过程中,他与工人一起挖地基,搬砖瓦。”
类似情景苗永尧也有印象,“他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其他时间要么在工厂干活,要么去大学里旁听学习。”
苗星垣甚至还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回忆二伯的文章中,苗淑菊说,自己曾见过书架上的《资本论》上做过的注解。之后她学化学专业时,查阅二伯用过的《化学药品辞典》,发现书的“天头地角”也有他做过的重点圈点。
“一本药品辞典都读得这样用心,又有什么问题不能钻研至迎刃而解呢?”苗淑菊感慨。
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苗星垣到济南之前的6年里,这座城市正经历着一场蜕变。
根据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王音的研究,1904年,出于“外争权利,内图富强”的目的,济南仿照鸦片战争后我国沿海通商开埠城市的体例,在“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的前提下,开内陆大城市对外开放先河,主动自开口岸。
随后,大批中外资本涌入,济南这个原本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经济发展远滞后于沿海的古城,开始散发出浓烈的商业气息。仅1904年至1909年,济南就相继出现了电灯、造纸、钢铁、轮船等大批公司。
苗星垣正好赶上创业的时代。他创立的“同聚长粮栈”,仅用十余年,就与本地最大的老牌粮栈——大苗家的“衡聚长”并驾齐驱,其参与创办的成丰面粉厂,开创了济南生产“机制面粉”的先河,成为当时济南设备最全、产量最高的面粉厂,发起创办的成通纱厂也是当时济南的佼佼者。
1935年,苗星垣与苗海南拟定了“大西北计划”,准备在西安至兰州间每个重要城市都设立成丰面粉厂和成通纱厂的分厂。正当计划顺利推进,兄弟俩准备大干一场时,抗战爆发了。
商业梦想遭打击后的转型
“如果不是1937年日本人来,父亲和二伯的产业一定会做得更大。”3月27日下午,翻看着过往的老照片,苗永尧感叹。
日本人的到来,让苗家壮大产业的梦想落空,这个来自小城桓台、多年打拼才在省城艰难立足的家族,被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所笼罩。家族的希望在哪里?
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但是战争环境下,希望却很容易被浇灭。
“日本人接管了学校后,整天搞各种运动,根本学不到东西。”苗永尧说。
根据山东教育学院长期关注抗战时期日伪教育的学者钟春翔的研究,1938年,日伪控制的山东伪公署成立,其下五大职能机构之一的教育厅,被认为是“推进政治之工具”,此时的中小学教育中充斥着诸如“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等奴化教育思想,教科书中“凡抵御外侮,具有民族意识的内容”全部被删去。
苗永尧也曾在初一和高一两次外出上学,但最后因为种种原因,都放弃了。
不过,中断了的上学的希望,很快从另一个地方被接起。
抗战前,苗家本有请塾师的传统,日本人的到来让这种传统得到强化。
在家族工厂被强行“合作”的年代,为了维持生计,苗星垣两兄弟靠粮食生意维持家计,家族子弟的教育则从未被忽视。
在炮火连天的外面,奴化教育盛行一时,苗家的“私塾”,犹如滔天巨浪中的孤岛,给家族乃至亲朋挚友的子弟们提供了一方小小的庇护所。
苗家的努力没有白费,许多年后,与苗永尧同辈的13个兄弟及两个妹妹,基本都上过大学。其中,排行第九的苗永瑞曾留美,并成为解放初与钱学森等最早归国的那批人,他主持设计、研究和建设的长波授时台,把我国授时精确度提高到微秒量级,使之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并曾获中科院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如果那会儿家里只让教‘弟子规’一类的东西,就不会有后来老九的成绩。”苗永尧说,当时自己的这个九弟很贪玩,但不喜欢文科,“给他一年时间,也背不下一部‘弟子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日后成为中国天体测量及时间频率的顶尖专家。
苗永尧说,家里花高价从齐鲁大学聘请了留洋的老师,教授范围也早已突破旧时“四书五经”的范畴,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近代专业被悉数纳入其中。除了文化课,还有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武术课。每天下午5点左右,原本在厂里做教头的一位武术教练就开始上课,刀枪剑戟无所不教。
其实,苗家人从未放弃教育:苗星垣的自学与旁听,苗海南的留学英国与眼界大开——父辈的言传身教,对下一代来说比金银珠宝更为珍贵。
当商业梦想遭遇沉重打击后,在另一个地方,家族梦想却被发扬光大。
幸不辱家族使命
“掰手腕啊,你都不一定赢我。”尽管88岁的高龄走起路来略显蹒跚,苗永尧仍颇为自信地向他眼中的年轻者发出挑战,说话间还伸手比划了几下拳头。
少时私塾的学习,让毕业于齐鲁大学,后任教于原山东工业大学的他学业有成,还锻造了很好的身体底子。
一代打基础,二代再“充电”,到了第三代,就可以安享前代留下的“大礼”,继而再给下一代更多的希望。
从某种意义而言,包括苗永尧在内的苗家后人,尽管经商者不多,但从未中断先辈们的“事业”:在另一个领域,学术研究方面继续开疆拓土。
兄弟之中,排行老三的苗永森任教于西安交通大学流体机械专业；老四苗永淼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后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老十苗永智是南京大学教授,光学专家；老十一苗永智亦是南京大学天文学专业的教授、系主任……
对于整个家族而言,苗永尧这一代已经算是不辱使命了。而他们的后人,也都开始续写这个家族的新的故事。
遥想当年,推着一独轮车炭来到济南府,面对陌生与喧嚣的苗星垣恐怕很难想到,经过一番无比艰辛的打拼后,会给自己的后人辟出一片扎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沃土。而漂泊异国他乡苦苦求学的苗海南,也不会想到,后人中有的竟能登堂入室至这个国家的最高学术机构,并屡获佳绩。
日本人的到来,让苗家本可在商业方面的作为,转化成了重视教育,苦练内功,以至于后来继续成功。
“老苗这辈子不争不抢,只会埋头苦干,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没有谁会比老伴更了解苗家这位老人的性格。
而这,又何尝不是这个起于乱世,而续兴于治世的家族一以贯之的准则?
苏蕴山曾任115师司令部机要科长,从1937年8月,他随师司令部从陕西省三原县开赴山东抗日前线,今日起我们将刊载的是他在抗战时期的日记,从点滴展现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艰辛之路。
1937年8月
22日,我随115师司令部由三原县安吴镇出发,经鲁桥,吴官坊,到达淡村宿营,行程60里。
23日,由淡村移槐杨村宿营,走15里。
24日,由槐杨村出发到美源,走60里。
25日,到王庄,走60里。
26日,到高会宿营,行程50里。
27里,在高会。
28日,到达邰阳南之关庄,走60里。
29日,到达后窑头,走50里。
30日,在后窑头休息。
31日,到达老荣河,走了40里。这已到了山西地境。
9月
1日,在老荣河休息。
2日,到畅村,走75里。
3日,到清河镇,走60里。
4日,到侯马,走80里。
5日和6日,在侯马休息。
8日,到赵城,乘火车约四五百里。
9日至12日,在赵城休息。
13日,由赵城乘火车到达平社镇,乘车约500里。
14日至15日,都在乘车途中,共乘车5天,走约千余里。
15日,到武彦休息。
16日,到宏道镇,走80里。
17日,到望景岗。
18日,到焦河里,走60里。
19日,到南坪上,走70里。
20日,到洪何岔,走80里。
21日,到吴王口,走60里,过河特别多。
22日,到下关,走60里。
23日,到冉庄,数十里。
25日,平型关胜利。是日是平型关战斗开始的一天。上午8时开始战斗,到12时歼敌板垣师团一个旅团全部,击溃大部,缴获汽车80余辆,军用品无数,炮1门,炮弹2000余发,毙敌千余。全国抗战开始的第一个大胜利啊!
26日至30日,都在东长城前面,部队继续战斗与打扫战场等。
资料来源: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齐鲁烽火》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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