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文学奖”,咱们说说鲁迅
2015年04月2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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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痛批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柳忠秧后,近日,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再战另一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田禾。真是奇了怪了,为什么文坛上那点人、那点事总爱跟鲁迅文学奖联系到一块?
那好吧,今天我们就说说鲁迅,看看鲁迅身上有什么特点和气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鲁迅命名的文学奖,也必须有那么点特点和气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本报记者 徐瀚云
吃谁的饭,砸谁的锅
其实,鲁迅对钱是很在意的,不仅跟朋友们常常哭穷,若是有稿费或工资拖延了,鲁迅也必然会抱怨一番。正如他跟中国传统文人彻底决裂一样,对旧时代文人以清贫称道的行为,他也并不是很赞同。
鲁迅任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校监督(校长)的时候,不光校长这个位子,就连办校的200元校款也是时任绍兴都督的革命党人王金发给的。但在鲁迅眼里,钱和位子是谁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革命党人的腐化,以及王金发四处安插亲信,勾结朋党,搜刮百姓的行为。
鲁迅很是看不惯王金发的做法,他在文章中写道:“他进来以后,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对于鲁迅来说,拯救革命,必先拯救革命党,即便王金发是旧友,一个小小的都督犯了错,凭什么不能骂?
对于革命党的危机,有人提出了办报监督这一条路。《越铎日报》甫出,鲁迅就以“黄棘”为笔名撰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此后,骂成了报纸最大的特色,起先是骂军政府里的人员,后来骂都督王金发,不顺眼的事情太多,骂完这个,又觉得那个也该骂,再后来连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等等一同骂,一连骂了十几天。最后骂到王金发破口大骂:“豫才(鲁迅表字)是个什么东西,要给他好看!”
王金发虽然做过土匪,但也没有一怒之下派人拿手枪打死鲁迅,而是命人送了500元到报馆,求个安生。
众人经过一番商议,最后决定,钱照收,当做开报馆的股本,骂也还要骂。
到了1927年10月,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聘请鲁迅做了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这份工作说来让人羡慕,鲁迅有时候什么都不用干,就能一个月白领300元的“编辑费”,要知道那时候请一个仆人,一个月也就几元钱。
直到1931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理部务时,这笔钱方被裁撤。而此时,鲁迅领取这笔“补助费”已经长达4年1个月,共计有14700银元。
钱,鲁迅该拿则拿,但国民党政府不好,鲁迅也是该骂则骂。这四年里,鲁迅写了65篇杂文,其中有几十篇是在痛骂国民党政府和帮闲文人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我国,鲁迅怒斥国民党政府:“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纵观鲁迅一生,鲁迅有钱的时候,出手阔绰,光买书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除了每月寄给老人的赡养费用,还要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后来周作人和他的日本老婆一起搬进鲁迅在北京的寓所,吃穿用度的费用猛增,鲁迅也基本能够付得起。
犀利的,甚至尖刻的
鲁迅的魅力与其说在于笔锋,不如说在于性格。鲁迅身上有很强的家国责任感,他也很注意保持人格独立,喜欢独来独往,既没有文人的衣冠楚楚,一团和气,也没有旧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顾影自怜。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鲁迅说话非常犀利甚至尖刻,不留半点情面。有时候会剑出奇招,把话说死,不留一点余地。这样的文人,即使在那个乱世,他的朋友也不算多。
鲁迅说过,“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弊病时,经常是全盘否定。鲁迅对人性的了解是深刻的,正是因为这种深刻,使他意识到,面对当时麻木的中国人,非得用猛药,用手术刀,才能深入骨髓,冲破这桎梏了千年的束缚。
而他本人也无法超脱出这种痛苦,所以鲁迅很悲观,但他并非冷眼旁观,说说风凉话,撇撇嘴走掉,而是从痛苦中来,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将对中国、对人性、对文化的体验提炼出来。他的批判常常建立在自省和自剖基础上,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带有一种悲悯和无奈。
他给青年开书单时,告诫年轻人,“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与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种尖刻的全盘否定简直惊世骇俗!但鲁迅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可爱,也不幽默,在现实中,我们可能不会选择他做朋友。在鲁迅眼里,中国人的劣根性一日不除,他尖刻的言辞便一日不会消散。所以鲁迅临终时才会说出那样的话:“让他们仇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这是一个永不衰弱的灵魂的呐喊。”
真实的自我
早年鲁迅学开矿,学做船员,上天三十丈,入地三十丈,又远渡重洋到日本学习医术,看到日本人强杀中国人的时候山呼“板带(万岁)”,而围观的中国人却又是那样的麻木。年轻的鲁迅痛彻感受到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病,所以必须要有人站出来批判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以鲁迅的性格,他站出来时也曾彷徨过。他说:“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
鲁迅赋予自己崇高的使命,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博学、睿智,敢爱敢恨,他生气,他大笑；他为生计所忧虑；他也顾全自己的性命；他有出门不带钥匙随时准备慷慨赴死的觉悟；他也有躲在上海租界里,不肯指名道姓骂蒋介石的狡黠。
鲁迅是一个斗士,也是一个文人,他并不像过去时代宣讲得那样完美,但他身上的犀利和斗士情怀,也成为一个无法复制的标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迅在世时,绝对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会为中国一个文学奖冠名,成为后世一些文人追逐的目标,成为他们获得认可的文化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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