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检讨“三部曲”
2015年04月2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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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新栏目“忏悔与剖析”,刊载官员悔过书,用“沉重的忏悔”引发“深刻的警醒”。
如果说西方国家因为宗教关系,将“忏悔”引入生活中,以求灵魂的安宁,那中国式“忏悔”则以另一种面貌出现——检讨。从贪官到各路网络大V、娱乐明星,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都有机会接触这一特殊公文,如果你愿意玩味,可以看到其中有趣的共性,嗅到它们共生的土壤气息。
本报记者 张亚楠
读懂检讨对象的心思很重要
对贪官的悔过书,或者说检讨书,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分析出“四要素”: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有媒体还把官员悔过书梳理出六大类型:声泪俱下型、请罪求情型、引经据典型、表功型、忆苦型、避重就轻型。
但这个套路目前只适用于贪官忏悔,草民要写好检讨书,需要遵循另外一套格式。
一般来说,检讨书要分三步走:一是表态认错,二是分析错误原因,三是表明改错决心和目标。
第一步认错很关键,要有诚意,绝不能扭捏作态、心有不甘。诚意可不是空喊口号喊出来的,检讨者要读懂检讨审阅者的心思,透过现象,直抵本质。在这点上,某些明星、网络大V的检讨书似乎比很多贪官的检讨书写得好。
去年4月,薛蛮子因涉嫌聚众淫乱和寻衅滋事罪被抓。检讨书里,薛蛮子准确地把重点放在了网络造谣(也就是所谓寻衅滋事)上:“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同时也给其他大V敲响了警钟:哪些事是能做的,什么样的微博是可以转发的,什么样的是不能转发的,要有一个严格的是非概念。”
相反,“嫖娼和聚众淫乱”的有关内容只是在检讨书的后半部分提了两句。老薛的检讨如此恰当地呼应了打击网络谣言的大形势,不知是他自己悔悟得道,还是有懂行者在深墙大院里帮助其打磨稿件。
再说大家熟悉的演员文章的道歉信,当年的“周一见”事件中,文章的道歉信和马伊琍的“且行且珍惜”被赞为高水平的危机公关,如果不是因为道歉书中出现了简、繁两种字体,文章道歉的态度已经足够诚恳。
文章道歉信第二句就是:“演艺事业的平顺,造就了我狂妄自大、骄傲蛮横的脾气,导致今日岌岌可危的地步,我今天愿意承担一切后果。”这句话挺妙,如果道歉是给妻女看的,何来“狂妄自大、骄傲蛮横”一说?如果一个男人不想离婚,大概不会在搞婚外情的同时,对家里的妻子表现得狂妄、蛮横。可见,道歉虽是因婚外情而起,话却不是说给马伊琍听的,而是说给媒体听的。
果然,最后负责审阅道歉信的媒体们放了文章一马,让他过关。
你得明白 你要向谁检讨
虽然说中国的检讨和西方的忏悔很相似,但有一点请务必搞清楚,那就是它们面对的检讨对象完全是两码事。
宗教世界里,人们忏悔面对的是神灵,而中国检讨面对的是和自己有关系的组织、个人,通常情况下还是上级、管理者。学生的检讨对象一般是老师,职员的检讨对象一般是单位领导,贪官的检讨对象是纪委或者法律执行机构。
检讨是否真诚,以是否符合检讨对象的心思为准,并不以让自己获得心灵宁静为准。
说回文章,婚外情虽是私事,但他很清楚公开的检讨书并非针对老婆,而是媒体。要展现诚意,就要把媒体最在意的敏感部分拿出来说:我承认我之前太目中无人了,你们让我尝到厉害了,I服了YOU,放过我吧。
贪官同样很清楚他们的检讨对象是谁。
时事评论员刘洪波举了文强的例子。在悔罪书里,文强怪自己仕途不顺,多年没能升官。他写道:“看到比自己资历浅、业务不熟悉,甚至还是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人,都提拔到与我同一级别的职务,甚至更高的职务,升官不成,就乱用权……”
还有贪官说“悔不该忘记了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忘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有的说“自己多年来辛勤工作,过得仍是清贫生活……我心理不平衡了”,有的说“在与开发商的交往中,贪图享受、金钱至上等内容被不断灌输到头脑中”,有的怪行贿者技巧太高让人防不胜防,有的说自己不知受贿是犯法,有的说“大家都在拿,我随了大流”。
刘洪波说,贪官们的检讨书本质是恳求组织的原谅。贪官们都曾受组织重用,一部分人无形中把自己当成受宠的孩子,一遭犯了罪被组织处理,还放不下孩子的脾气,要撒一回娇:为什么不提拔更快些,为什么不给钱更多些……
撒娇的极致,体现在一个传统故事中:一个无恶不作的儿子被处死,在刑场上请求最后吃一次母亲的奶,他怪母亲对他没有从小严格教育,于是咬掉了她的奶头。
你可能看不惯这样的避重就轻,受不了那些雷同的“我是农民的儿子”,认为他们写得不痛不痒,不过瘾。那就对了,因为这样的检讨书本来就不是写给你的。
“迫不得已”是自我辩护的惯用思路
表态认错完了,那就该来第二步——分析主客观原因。但第二步能否做好,绝对是个技术活。
分析原因一般要分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要讲足、找好,有技巧地自我辩护,但又绝不能让检讨审读者产生检讨者有推卸责任的嫌疑。
如在赖昌星走私案中,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庄如顺的检讨,就充分利用了赖昌星做挡箭牌。“我接受过许多教育,读了不少书,却败在大字不识几个、靠走私起家的赖昌星手下”,再辅以赖昌星腐蚀、拉拢他的诸多细节,让检察人员看到自己如何被动地犯了错。
这种“好孩子被带坏”的思路在贪官检讨书中很有市场。2014年4月被双规的湖北某地级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某在检讨书中说:“我身边的开发商、建筑商,天天在琢磨、研究我,看我有什么嗜好,爱搞什么活动,喜欢听什么话,于是我被吹捧得晕晕乎乎。”一句“天天在琢磨我”,就把自己从贪欲熏心的主动角色塑造成可怜的被动角色。
塑造“迫不得已”不仅是贪官检讨的必备思路,也是普通人做检讨时的好用手段。一个职员可以在自己上班迟到的检讨书里沉痛分析:“我总是把个人的困难凌驾于公司规章制度上,置广大公司员工的集体利益于不顾,置公司领导的威信尊严于不顾；自我放纵、丢弃原则。”
一句话里,既通过“领导威信”等关键词来展示检讨的真诚,也通过“个人困难”暗中叫苦,表达自己绝非故意把领导的话当耳旁风,只是有困难,不得已。
既要过关,又不能说得自己太可恶
写主观原因其实也是自我辩护。一般来说,千万不能把自己写得太可恶,而要写得可怜。要突出自己对制度、纪律、上级意图领悟力和理解力不足,或自我意志薄弱、能力不够,总之就是“我绝不是反对,但是能力跟不上啊”。要不然,你理解力和能力都倍棒,还偏偏犯错,你说你不是主观故意的,谁信啊?
比如去年,湖北省某省级单位原副主任鲁某被双规。他在悔过书中称:“担任副主任以来,为省属企业解决了不少难题,为企业发展办了一些好事,为国资监管开创了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工作,现在已经五十七八岁,职务上难以有进步,就这样了。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也该图点清闲、享点福了。”
这段话妙在既“坦白”了自己贪腐的主观心理动机,又把自己的功绩摆到上级面前。言外之意:领导,我也是功臣,曾立下汗马功劳,就是快退休的时候一时糊涂了。
薛蛮子的检讨书当然也少不了主观原因。对于一些食品安全事故谣言的传播,老薛抓住了一个词“虚荣心”。虚荣心,人人都有,谈不上有多少恶意。但薛蛮子又不讳言自己造成的恶果,“很严重的社会危害,给老百姓带来不安全感,让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受损。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同时也触犯了刑律。”看似罗列一通,实际点到为止。
检讨书的第三步,就是要表明改错决心和目标。它通常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表明自己改正的决心和态度；第二,对审读者承诺日后的表现；第三,再次承认错误并感谢从轻发落。
再回到经典的薛蛮子检讨中来。在表明改错决心和目标上,身为美国公民的薛蛮子显示了强大的中国时代基因,此功力绝非那些“85后”“90后”的明星可比。“将来如果有机会,会多做一些公益事业,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也为净化网络环境做一些贡献,以此来弥补当初犯下的错误。”
当然,归根结底,中国式检讨的目的在于自省、警人。你要是总跟上述人一样检讨,多少花花心思都明摆着,蒙一人一时可以,久了,也就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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