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电影公司”总代理的电影人生
周璇来济南常找父亲借道具
2015年12月05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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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贝玲珍藏着父亲生前心爱的英文打字机。 本报记者 范佳 摄
     口述人:王贝玲,66岁,“八大电影公司”济南总代理王治元之女 窦庆德,68岁,王贝玲丈夫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范佳 实习生 翁玲青                              
  钱庄二少爷放弃家业
考电影学校

  王贝玲:我父亲排行老二,早年家族在北京开钱庄,但他并不想继承家业,而是选择了报考北京的一所电影学校。那所学校在颐和园里面,父亲是第一届毕业生,和后来的著名演员白杨是同班同学。
  这家电影学校就是鼎鼎有名的联华影业公司所开的“北平五厂演员养成所”,联华影业公司在当时作为电影公司的后起之秀,通过先进的经营理念一举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影院托拉斯,父亲在那受到了很深的电影熏陶。但他后来并没有当演员,仅有一次在一部电影中化名王哲出演了一个角色。
  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上世纪初,很多欧美商人见中国的放映业有利可图,纷纷来中国投资。后来,逃婚到济南的父亲,由于出色的英语交际能力和深厚的电影知识底蕴,接下了“八大电影公司”济南总代理一职。
  “八大电影公司”主要放映外国的电影。他们的具体名称,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主要来自德国、法国、印度等,父亲常与外国电影代表接洽,商量国外电影放映事宜。我二哥、三哥小时候过生日时,德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过来送礼庆生呢。
  由于常与外国人打交道,父亲一口英文特别流利。有次在济南的公交车上,有几位外国人因为不会说中文没法买票。父亲用纯正的英文和他们聊天,并充当了翻译,很快解决了问题。在那个年代,一车人都很惊讶。著名的好莱坞电影演员“卓别林”风靡全球的时候,父亲仍坚持用英语称呼他为“Chaplin”。
上官云珠曾
借我母亲胸针盘头发

  王贝玲:渐渐地,父亲在电影界有了名气,他到某个地方,离开某个地方,当地的报纸都会有相应的报道。比如他去上海,报纸上会有“王经理到沪”“王经理离沪”的报道。
  当时可望而不可即的明星,也常常是我家的座上宾。父亲与白杨本就是同班同学,代理电影公司之后又认识了好多知名演员,父亲与他们的私交甚好。上官云珠、白杨、周璇等知名演员到济南来演出,还常常来借道具,耳坠、项链,甚至桌布都从我家借过。
  上官云珠就曾经借了我母亲的一个胸针来盘头发。演“李双双”的张瑞芳常来家里,吃惊于我母亲长得和周璇很像,有一次母亲去看周璇演出,刚走到后台,工作人员就说“你不是刚上去吗,怎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我母亲忙笑着说“我不是呀”。母亲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大美人,生性恬淡,和我父亲都活到了90多岁。
  对于这些演员,父亲赞扬有加。他曾说过,白杨上台表演十分入戏,在电影话剧上很下工夫,投入感情。但她平时生活却很朴素,在外也仅住便宜的小旅馆。他常以此教育我们,学习这些名演员敬业但不讲究排场。让我们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父亲平日生活节俭,但他对穷人很慷慨。有次他出差去天津,在饭馆吃饭时遇到穷人对他说:“王老板好,王老板买单吧。”父亲便很爽快地说“好,算我的了”。
那时看场电影
和过年一样兴奋

  窦庆德:解放前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院比现在大得多,不讲豪华,追求容纳量。场内一般有20多排,每排50人左右,一个大场子就能容纳近千人。两边加中间是三大块连在一起的折叠椅子,台布和座椅离得很近,由两个门进出。那时最有名的有光明电影院、大观电影院、职工电影院、小广寒电影院等,后来还有的中国电影院和山东大剧院。
  那时看电影就和过年一样,是很神圣的事情,看完一场电影能激动好几天,大家都不敢迟到,早早就赶来坐好。如果万一迟到了,工作人员会打着手电,帮你在偌大漆黑的坐席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播放电影前会先放新闻片,之后激动人心的好戏才上演。
  平时电影票一般一毛一张,到了寒暑假格外便宜。我会买上一些票,请同学们一起去看电影,分享这难得的精神食粮,大家别提多高兴了。
  那时候的人们,在物质条件稀缺的情况下,依然不把吃放在第一位,而是追求精神食粮,更愿花钱坐下来沉浸在动人的故事之中。《冰山上的来客》播放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歌声曾响遍大街小巷。很多姻缘也都是从电影院开始的,那个年代的青年男女谈恋爱往往腼腆,两张电影票却能很快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我岳父与“八大电影厂”谈好协议后,获得地方的代理权,进了影片的拷贝在济南的电影院播放。很多影片只有一套拷贝,这就需要专门“跑片子的人”。比如有部电影下午一点在大观电影院放映,一点半在光明电影院放映,由于拷贝只有一套,在大观电影院放映完后第一盘片子,“跑片子的人”要立刻骑上自行车送到光明电影院播放。
  那时电影也讲究票房,当地电影院生意红火,岳父就更容易谈下代理权。那时的电影院门口也挂鲜艳的大广告,报纸上会刊登新到哪部影片。票房起来了,演员、电影院、电影制片厂就都起来了。
父亲晚年逐渐
淡出电影行业

  王贝玲:1948年,父亲在武汉时一卡车的电影片子都被没收了,之后便逐渐淡出了电影行业。解放后,他曾做过职工电影院的管理工作,公私合营后就彻底不干了。曾经我家在商埠的住所是独门独院,地面很滑,能在上面跳舞。上世纪50年代末,父亲把商埠的房子卖掉供我们读书,我们便搬到了小兴隆街的这间小四合院,而他靠变卖东西赚钱。
  1980年左右,白杨、上官云珠等人要来济南,想与父亲见上一面。父亲当时都打扮好了,突然又不想去见了,我问他为何改变主意,他说不知自己以什么身份相见。我说以朋友的身份啊,他没有说话,最终还是没有去。确实挺遗憾的,他们都是老朋友了。
  白杨去世时,父亲曾哭了一天,嘴上念叨着:“她比我小十岁,我喊她小妹妹。”
  即使不做电影工作,父亲依然放不下电影。他平日喜欢看没有翻译的纯英文电影,总是把声音开得很大。一直到老,他也放不下英文,没事就喜欢用英文打字机打字玩,至今我家还珍藏着这个父亲生前心爱的老物件。
  我三岁搬来,这里原来很破很旧,父亲不喜欢。母亲却要求我们让它“古而不败,老而不旧”,她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看好院子,看好房子,看好树,尽量恢复老的摆设状态,尽力打造济南原汁原味的四合院。
烤馒头片抹猪油
变身心爱西餐

  王贝玲:由于年代所限,家族的荣光我经历得不多,后来的生活中尽管有艰辛,但也充满着生活的欣喜。曲水亭街的马路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宽,从台阶上下去有很粗大的树。大人在岸边洗衣服,孩子在河里游泳,十分惬意。街上汩汩冒着泉水,院子里挖上半尺就能出水。家中还养着小鸭子,毛茸茸的,十分可爱。
  吃不上心爱的西餐,父亲就自己烤馒头片,再抹上猪油。春天父亲想吃水果,孩子们给他买来草莓,知道他勤俭节约,价格要留心往便宜上说。他询问草莓的价格,若告诉他八块一斤,他会说“你一定是疯了”。
  他把草莓放到一个玻璃罐里,洒上白糖蜂蜜,孩子们来了一人分一罐。他还很喜欢吃螃蟹,有一套专门吃螃蟹的工具。到了吃螃蟹的时候,就把活螃蟹留起来,放冰箱里留给大伙一块吃。  
  60多岁时,父母在街道上靠糊盒子补贴家用。尽管生活艰苦,但父亲非常注重我们的学业。他有七个孩子,我排行老五,是家里的第一个女孩。父亲视为“宝贝”,便为我取名王贝玲。他不让我们重操他的旧业,而要好好学习。
  后来,我的兄弟姐妹中有北大教授、建筑学博士等,再下一代也成就了好几个博士。如今我家的小四合院也被装点得十分雅致,井前一百多年的石榴树还结着特别甘甜的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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