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葬积习催生“职业哭丧”
2016年04月05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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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
金桂花(化名)是四川成都市一名职业哭丧人,已经从事这一行业19年；找她哭丧的人,多是来自农村或郊区。“以前做这行的人少,找我的人自然多；现在做这行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很激烈。”(4月4日《华西都市报》)
作为一个重要的生命仪式,葬礼具有的公开性和象征意义,使其成为一种社会表现和社会竞争的舞台。在一个具有悠久农业生产历史的国家里,人们在进行殡葬消费的时候,不仅从经济层面进行计算,还必须从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上进行权衡。在殡葬上的支出,很多时候成为一个家庭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成为衡量家人是否孝顺的重要依据。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面对“职业哭丧”,人们难免会存在价值分歧和观念冲突。赞成者认为,葬礼是一个情感表达的场合,“职业哭丧”有助于将葬礼的悲伤气氛推向高潮；反对者觉得,“职业哭丧”只是一种虚情假意的商业表演,是对传统孝道的玷污和伤害。
从本质上看,“职业哭丧”是“文化堕距”的产物。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认为,急剧的社会变迁,会导致物质文化和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在变迁速度上发生时差；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的当下,一些人的精神家园建设却“慢一拍”。在“厚养薄葬”得到越来越多文化认同的今天,那种在葬礼上聘请“职业哭丧”的做法,显然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农村和郊区的一些人家之所以热衷聘请“职业哭丧”,就在于存在着一种区域性、地方性的“殡葬文化”。那种将“哭丧”和“孝心、孝顺”进行挂钩的做法,为“职业哭丧”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不论是“比别人强一些”的攀比心理,还是“别人都如此”的从众心态,“职业哭丧”的背后,隐伏着复杂的利益考量和心理纠葛。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饭局闲话、街角传闻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让一些人对新生事物保持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那种“葬礼越热闹越好,哭丧越动情越好”的价值错乱,自然会催生“表演性哭丧”的上演。子女亲属的亲历而为也好,“职业哭丧”的市场化交易也罢,都是为了赢得“孝顺、混得好”等社会认同。
“职业哭丧”固然能够带来葬礼现场的“好效果”,却未必能做到“厚养薄葬”的真孝顺。走出“文化堕距”,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重塑和更新,提升全社会对“厚养薄葬”的价值追求,才能真正做到“让生如夏花般灿烂,让死如秋叶般静美”。到那个时候,即使没有哭丧,也无损人们对逝者的思念与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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