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与钱钟书。
1936年,梁漱溟与两个儿子。
傅抱石与大女儿和二女儿。
胡适(右一)、江冬秀、长子胡祖望(左一)、次子胡思杜。
钱基博 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紧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据说,钱钟书周岁时“抓周”,小手没有抓玩具,没有抓糖果,没有抓铜钱,而是抓起了一本书,钱基博自己喜好读书,“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因而喜出望外,取其名为“钟书”,意为钟情于书。 钱钟书出生后出嗣给伯父钱基成,伯父上午带他上茶馆、听说书,四处闲走,下午才授课,钟书玩得开心。1920年,伯父去世后,由钱基博直接进行教育,钱钟书慢慢开始潜心读书。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曾被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此后,他才真正奋发读书,为日后治学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紧。”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用我们今天的话,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家世》一书中,学者余世存写道。
梁漱溟 补考通知单只瞟一眼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唯人类生活仍需要教育,然教育徒为生活而已,将以为人类生命之无限发展焉。”在《教育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一再强调“生活本身的教育”。
傅抱石 注重和孩子的灵魂交流
国画大师傅抱石有六个孩子,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世上的父亲大都是严师慈父,傅抱石却是个严父慈师。邻居一位小提琴家有很多孩子,每一个都从三五岁开始学拉提琴,大有棒槌底下出人才的架势。傅抱石说:“孩子的品性也许打得出来,才气却是打不出来的。”
傅抱石家中有聚谈之风,高朋满座,谈艺术、哲学、人生、事业,却从不涉及家长里短、人物是非——这让孩子从小耳濡目染,身心皆修。
当孩子在言行举止上有不得体之处,傅抱石会批评,但在学习和文化修养上,从不板起面孔说教。他买来《古典作品选读》,在目录上标注记号,打叉的绝对不要读,打圈的要熟读,打星的要背诵,这让孩子懂得了“钻研”和“欣赏”的不同价值。
傅抱石宠爱女儿,自己一身旧长袍,旧布鞋,让女儿穿洋装和小皮鞋。
傅抱石的女儿傅益瑶从小喜欢唱歌,一度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长大后当演员。1962年,傅益瑶随父亲去杭州,偶见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亲切地问她,“学不学画画?”傅抱石说道:“我这个女儿呀,就是喜欢演戏,不喜欢画画。”
总理摸着益瑶的头说:“为什么不学画画呢?如果是别人的女儿,我就不说了。可是,你有个画家爸爸条件多好啊。你爸爸走的地方比我还多,笔下出来的都是好东西。我要是你,就学画画了。”
那年,傅益瑶15岁。但是,回来后,傅抱石从来不向她提学画画的事。傅抱石对女儿说:“不论你将来做什么,都不能做文人,而要做文化人。文人是无行的,文化人是有德的。”
胡适 倡导“独立、合群、重学”
1908年9月,胡适尚就读于上海中国新公学,他发表了《论家庭教育》一文,在文中,强调“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倡导“独立、合群、重学”。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信的开始说:“你这么小小年纪,就离开家庭,你妈和我都很难过。但我们为你想,离开家庭是最好办法。第一使你操练独立的生活；第二使你操练合群的生活；第三使你自己感觉用功的必要。”随后又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
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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