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崔士杰
“诸位同学:今天承崔校长见约,参观贵校,得与诸位一谈,甚为愉快。诸位须知,有许多小学毕业生,想进中学而不能,诸位能进中学,已为难得。且诸位都是铁路员工子弟,在本学校求学,一切都很方便,更为难得。诸位须知,现在求学,是为将来服务社会的预备,若学得不完全,将来不能有贡献于社会,便是辜负了社会的培植,与欠债不还一样,所以我们就觉得求学很苦,也不能不刻苦用功。况求学是很乐的事,为什么不努力呢……”
正在给铁路员工子弟演讲的,是一位戴着眼镜、身材瘦削、温文儒雅的老人,他就是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演讲的题目是:《于课堂中求趣味》。全文刊登在1934年10月2日、3日的《青岛日报》上,后收入《蔡元培讲演集》。
这天是1934年9月28日。时年,蔡元培66岁。
是哪所铁路中学有这么大面子,能够邀请到大名鼎鼎的蔡元培先生。说来或许有人不信,它就是鲜为人知的“胶济铁路中学”。
最初,它是附设于胶济铁路青岛小学内的一个初中班,时为1925年9月。1927年3月,从小学内迁至广西路26号,正式命名挂牌“胶济铁路中学”,简称胶济铁中,或青岛铁中。
值得一提的是,它是“全国铁路系统办起的第三所中学”(《青岛铁一中小史》,萧开元)。此后,学校多次搬迁。1928年春,移至德县路4号；夏,租浙江路房产(张勋旧居)；1930年,租国立青岛大学第四校舍；1931年3月,在四方区杭州路3号、四方机厂对面建新校。胶济铁中生源为胶济铁路(含四方机厂)职工的子、女、弟、妹、孙、孙女等直系亲属,包括青岛以外,胶济铁路沿线各地职工子弟。
蔡元培与胶济铁中的关系,还要从他与胶济铁路的关系说起。
早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确定胶济铁路由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赎回后,1922年5月4日,蔡元培就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一文,指出:五四运动,为的是山东问题。山东问题,现在总算告一段落,但是运动的结果,还不能算完满。必要集股赎路,确有成绩,把胶济路很简单地赎回,其他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所以集股赎路是我们最重要的纪念,大家不可不努力……我觉得五四运动,用不着许多夸张的纪念,只要把三件重要的事竭力进行:(一)广集赎回胶济路的股款；(二)自动用功；(三)扩充平民教育。
蔡元培与胶济铁路的渊源,还体现在筹资办学上。
国立青岛大学创办时,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是筹备委员会九名委员之一。当时办学经费紧张,1929年8月3日,他致信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吴稚晖:“其经费预算年60万元,拟请中央政府及省政府各出24万元,而市政府与胶济铁路各出6万元……”这座大学的创办,自此也就有了胶济铁路的一份功劳。
蔡元培筹建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胶济铁路也功不可没。
1934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总干事丁文江主张在青岛建海滨试验所,并以私人及海洋组中国分会名义,向各方筹募经费。经过一年努力,募集年度研究经费3800元,其中胶济铁路当局就认捐1800元,几近一半。无怪乎蔡元培在1936年3月所撰《中国的中央研究院与科学研究事业》一文中,列举了22个对中国海洋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单位,胶济铁路当局榜上有名。
基于此,蔡元培与胶济铁路的关系就更近了。
1934年9月28日,在青岛逗留的蔡元培应邀到胶济铁中演讲。邀请他前来的,是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崔士杰。崔士杰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胶济铁中校长,就是蔡元培演讲开篇中提到的“崔校长”。
崔士杰(1888—1970),字景三,山东临淄人。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接替遇难的蔡公时,出任山东外交特派员。第二年参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外交谈判,随后担任接收胶济铁路委员长。1932年6月担任胶济铁中校长。1937年任济南仁丰纱厂董事长。
话说回头,让我们再回到课堂,听一听蔡元培演讲的结束语:
“诸位既在学校享了种种幸福,就要切实用功,卓著成绩；将来毕业以后,再受专门教育,觉得预备的工夫,毫无欠缺,而专门学术,进行甚易。学成以后,无论地位大小,总有贡献于社会,那就不辜负社会所给予诸位的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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