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出了名的“加班大国”,过劳死现象严重。不少上班族缺乏睡眠,趁通勤时间在列车上补觉。(资料片)
▲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讽刺了当时的工业时代让人“机械化”,但80年后,人类却重新变回机器。 (资料片)
长假期间,除了吐槽高速公路和景点拥堵,另一条刷屏的新闻就是国内知名移动医疗平台“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的猝死了。在此之前,张锐曾表示身体有诸多不适,经常因为资金和公司发展等问题失眠。作为精英人士,他的死,无疑为“过劳死”添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说起休假这事儿,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大胆预言说:到2030年,人类将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就能过上比当时富裕8倍的生活。然而,如今眼看就要到点了,我们非但没有像老先生预言的那般“每天工作3个小时”,反倒是“每天加班3小时”的人越来越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本报记者 王昱
人重新变回机器
近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乔纳森·霍尔斯拉赫在《南华早报》撰文称,过劳死现象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是因为亚洲正在经历一场毁灭性的劳动力市场危机。他调查发现,从2006年到2015年,该地区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新增了大约1.35亿个工作岗位。这看上去很多,但因为同期的劳动力数量,即16岁至65岁人口的数量增长了2.45亿,换言之,亚洲的工作岗位增加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就业赤字在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最严重,分别达到7900万、2300万和900万。另外,除了岗位数量不足,很多工作的报酬不足以弥补生活成本的上涨。以印度为例,最低工资自2006年以来增长了1倍,但物价也同样增长了1倍。工资上涨的很大一部分,都被生活成本的增加抵消了。
调查还显示,在亚洲,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作不令人满意。在越南、中国、韩国和日本,工作满意度尤其低。在制造业,尤其是全球电子生产商和服装商的大型加工厂,人正在变成机器的现象尤为突出。
无独有偶,10月7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首部《防过劳死对策白皮书》。日本自2014年开始实施《防过劳死对策推动法》,规定每年要制定有关过劳死情况的报告,7日公布的白皮书汇总了2015年度的情况:该报告认定的2015年日本“过劳死”有96起,认定的包括未遂在内的“过劳自杀”93起。日本的过劳死人数在2002年度首次突破百人大关,达到160人；2015年度是时隔14年首度跌破100人。
尽管数据已经十分骇人,但该白皮书还是受到了不少日本媒体的质疑,因为白皮书仅仅计算了在工作岗位上猝死以及因工作压力自杀的“直接过劳死”人数,至于因劳累引发的疾病则并没有统计。据粗略估算,日本的“间接过劳死”人口每年应在30万人上下。
而在这方面,中国也不遑多让。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早在2013年,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已达60万人,平均下来,每天有超过1600人因劳累引发疾病离开这个世界。难怪有人吐槽说:中国人是用生命在上班。
凯恩斯不懂“工作狂”
过劳死如此普遍,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发作的“病理”却让人难以理解,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悖论”。
1930年,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写了篇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的论文,该文在预计了人类今后的发展速度后,大胆预言说:到2030年,人类将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就能过上比当时富裕8倍的生活。然而,如今眼看就要到点了,我们非但没有像老先生预言的那般“每天工作3个小时”,有些人甚至“每天加班3小时”。“越活越累”甚至“累死了”,已不再是一句简单的抱怨,而正在成为全人类面临的现实。
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泰斗,凯恩斯对金本位制度解体、“凡尔赛条约”经济系统崩溃等问题作出的预言之精准,让其获得了经济学预言大师的美名。他通过生产效率计算人类必要的工作时间,做出这个预测,从理论上看也不存在问题。何况,这一预言的一部分也是正确的,如今,信息革命让人类的经济增长实现了凯恩斯都未曾想到过的巨大进步。
另外,最累人群的变化也足以让凯恩斯大跌眼镜。凯恩斯基于对20世纪20年代悠闲的精英阶层的观察,畅想当时每天工作10小时的工人阶级有朝一日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近百年之后,精英们也被拉入了“工作狂”的大潮中,并成为其中的急先锋——几年前,美国经济学家马克·阿吉亚尔和埃里克·赫斯特发表了一项有关1965年到2005年间美国人工作和休闲情况演变的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受过最好的教育、拿着最高收入的人们,空闲时间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这些精英人群开始抛下手头的一切去疯狂工作。
美国的这种现象如今在亚洲重演。张锐去世后,不少媒体开始盘点近年来中国过劳死的“精英名单”。在日本《防过劳死对策白皮书》中,也着重强调了日本白领阶层“自愿加班”的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如今的“过劳死”人群,与死于奴隶主皮鞭下的奴隶和工业革命时期的童工们有本质的不同。他们不处于社会底层,反而是白领甚至精英,却“自愿”成为奋不顾身的“工作狂”。
凯恩斯为什么错了?我们为什么越活越累?
效率与闲暇成反比
也许,凯恩斯的疏忽正是因为过于信赖“常识”。“生产效率提高必然导致闲暇时间增多”,这个论断看似没有问题,但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上,它可能从来都是个幻影。
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一批人类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采用原始的劳动器具先后模拟了人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两种工作方式——狩猎-采集和农业,最终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在农业革命之前,身为猎人和采集者的人类每天平均工作四五个小时就能填饱肚子,也就是说,我们的原始祖先其实最接近凯恩斯所描述的“每天工作3小时”的理想生活。
但农业革命之后,“转行”为农夫的人类,每天的工作时间暴增到7个小时以上。这就是说,历史上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居然是一场让人类“越来越累”的革命。
明明干农活不如狩猎清闲,农业革命为何爆发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农业革命并非人类的自主选择,而是被“逼”出来的。大约在距今14000年至12000年,由于地球气候环境变化,原本散居在欧亚非大陆各处的人类不得不向着有限的几个适宜居住的“文明发源地”聚集。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越聚越多的人口,人类“被迫”走上了农业之路。
如果说农业革命年代太过久远,那么爆发于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则更加清晰地为我们演示了一遍人类是怎样“越活越累”的——在工业革命早期,真正推动英国生产力成倍增长的其实是工人劳动时间的增加。自1760年至1800年,伦敦男子每年的劳动时间从平均2069小时上升到2738小时,增长幅度为32%。更值得一提的是,原本不参加劳动的妇女和儿童也在同一时期被卷入了工业化的大潮中,女工和童工大量出现。有鉴于此,日本历史学者速水忧晃曾经别出心裁地提出过一套理论,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其实是一场“勤勉革命”。
如果说速水忧晃的“勤勉革命”还只是“犀利吐槽”,美国学者德·弗雷斯对该理论的阐释则堪称“神补刀”:他指出,这场“勤勉革命”其实一直持续至今,涵盖了整个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时代。“技术革新的本质,就是不断降低劳动门槛,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越来越多的时间里参与到社会的分工协作之中。”
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太好懂,但想想近在眼前的互联网技术革新吧,它的确打破了工作时间和地域限制,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工作。在老板催你工作的电话、微信、QQ中,我们所有人正在被卷入“分工协作”的大潮中,无法自拔。
为谁辛苦为谁忙
既然工作效率在提高、工作时间又在增长,那么,多产出的大量劳动成果又到哪里去了呢?很简单,被我们增长更凶猛的欲望消费掉了。而凯恩斯的根本错误正在于,他远远低估了人类对财富的贪欲。
虽然数千年来总有人诅咒“金钱万恶”,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却证明钱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使。如果回到中世纪的欧洲,会发现当时很多封建贵族明明已经大腹便便却还要暴饮暴食,身体状况还不如农奴们健康。其实,他们的贪吃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中世纪的科技和经济水平无法为这些“精英人群”提供更奢侈的生活方式,他们只能通过胡吃海塞来“享受生活”。
工业革命后,工作效率的提高和工作岗位的增加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盈余的产品,钱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后工业时代,人们甚至可以购买美貌(通过整容)、修养(通过教育、旅游)、健康(通过健身)等过去无法想象的商品。
在这一点上,《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力曾经做过一个比现实更可怕的预言。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新技术将有可能让贫富差距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鸿沟:富有的精英将能够设计他们自身或者他们的后代,使其成为生理和心理能力都更为高等的“超人”,甚至实现永生——真若如此,死亡将从宗教问题被换算为技术问题,最终折算为金钱问题。到那时,人类对财富的争夺与焦虑将达到极致。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人类今天“越来越忙”的状态了——因为金钱正在变得越来越“万能”,越来越多的人自愿投入更多的时间去赚取它。而在这场全民淘金的大潮中,不难理解精英们为啥干得最起劲——谁让他们单位时间内赚取的金钱更多呢?
在这场大潮中,最为可悲的其实是那些“穷忙族”。他们明明挣不到太多钱,也不敢有太多消费欲望,却不得不被这场大潮裹挟——或者为了老板的创业梦而拼命加班,或者为了房地产商的发财梦而苦还房贷。
这些人,也许才最应该在暗夜扪心自问:“我们为谁辛苦为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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