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正谊中学外景。
■正谊中学首位义务任教的教师
于明信自幼聪慧好学,为乡间私塾的佼佼者。1900年他18岁时在临淄县补为禀生,22岁就读于山东大学堂师范馆(山东优级师范前身)史地科。他入学后,面对清廷腐败时常针砭时弊,被同学称为“大国民”(“二国民”即王祝晨)。于明信为了追随革命潮流,带头剪掉了辫子,回家时,有些顽固的长辈骂他是革命党。为了不惹长辈生气,他便在帽垫上缝了一条假辫子,不料在脱帽致礼时,露出了破绽,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莫见笑,鄙人不得已而为之……”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已是青州初级师范学堂堂长的于明信积极响应,参加了青州起义军。1912年3月,于明信当选为山东省临时议会议员,随后因各派势力纷争,于明信愤然辞职,以示抗争。
1913年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为了谋划积蓄反袁力量,挽救民国危难,于明信与同盟会员刘冠三、蒋洗凡、鞠思敏、王祝晨等共同发起创办济南正谊中学。是年逢该校首次招生开课,于明信是第一位倾囊捐资并义务任教的教师。从此在大明湖畔闫公废祠改建的学校里,时常出现一个诲人不倦的身影。他身材魁伟高大,淳厚可亲,身穿黑旧长衫,脚着庄户布鞋。午饭常以煎饼、大葱果腹,生活极为清苦,但他知识渊博,讲课生动有趣,深受学生爱戴。
■邀“激进分子”傅斯年到“一师”演讲
不久,于明信又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获硕士学位,1916年回国,继鞠思敏之后出任山东省第一师范校长。他对教育方法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什么铁匠式的教育、保姆式的教育以及近代各式各样的新式教育……但他全然不取,竟采取了谁也不敢尝试的“无为之治”的教育方法。他在“一师”时常说:“学校教育无为而治,越宽越好,越不管事越好,风波不激不起。”当他奉命办学的时候,“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他到学校之后,不发布告告谕学生,不召集学生训话。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所主持的学校,学生思想活跃,追求自由、进步的氛围很浓。“五四”运动领袖人物傅斯年来校演讲就是突出的一例。
1919年7月,北大学生傅斯年带领学生“火烧赵家楼”之后,为实现由“土鳖”到“海龟”的华丽转身,欲谋求“赴欧美官费留学”的资格,前来济南广智院街登门拜访时为山东省议会议员王祝晨,以求其提携。王祝晨欲使傅斯年的革命行动在济南扩大影响,便请来“一师”校长于明信商量此事。素有追随革命夙愿的于明信欣然同意,并亲自出席傅斯年讲演会,致词推介。这一行动显然是于明信有意识让这位“危险激进分子”傅斯年登台亮相,向“一师”学生做推介广告宣传。
于明信还紧跟时代潮流,与王祝晨、鞠思敏等人在济南创办“尚学会”,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以期推动新文化运动。
■家教严宽有度,酷爱搜集古书野史
对于子女教育,于明信却采用了严格把关的“家长集权”方式。例如,他不许孩子深夜看小说,为防范起见,不惜和儿子同床而卧,以便关灯,把“电门”压在枕头底下。有一次,等到父亲放出鼾声,儿子便轻轻地偷着抽出“电门”,开灯续读……忽然一拳头打在于明信的头上,吓得父亲疼痛而起,大呼:“干什么?”原来是儿子看到《水浒传》“武松醉打蒋门神”一节,入了迷,不由自主所为……儿子结婚后,不允许小夫妻贪睡,要求黎明即起,各务正业,否则,便去敲窗打门,骂他们不知羞耻,儿子被逼得无法,索性一走了之。儿媳妇自然怨他老糊涂,也赌气去住娘家。至于女儿们的终身大事,他认为女孩子不能随便交男朋友,不过同男朋友研究学问和参加社会活动是例外。
由于他这严宽有度的家教,他的儿女有的学有建树,有的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长子于道泉是我国的著名藏文大师,著有《藏汉双语辞典》和《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等专著,为藏文研究做出卓越贡献。次子于道源是留日大学生,1938年赴延安,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电台台长,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长女于式玉是留日大学生,任燕京大学日语教授,后赴美受聘于耶鲁大学。1948年回国,随解放军进藏,积劳成疾,病故。三女儿于若木(原名于式毂,又名于陆华)是1919年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奔赴延安,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结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历尽艰苦,为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于明信酷爱搜集古书野史,教学之余,便到古董店和旧书摊去闲逛,以调剂他寂寞的生活。他买书不考究版本,兴之所至就把书买了,从不考虑价格的贵贱。他逛旧书摊往往是满载而归,买回的多半是断简残编……有一次,他在旧书摊看到一本中意的残书,花去了囊中余钱和午餐费,只得饿着肚子。有的同事不理解,嘲笑他傻。他却风趣地说:“食欲和思欲哪能两周全呢?精神满足了,挨饿是应该的。”
■“疯校长”嬉笑怒骂与日伪周旋
1923年日本发生大地震后,于明信受山东人民之委托,携巨款赴日赈灾,之后又受中国政府委托,四次东渡日本,出任山东省留日学生监理员,长期奔波于海外。
1937年7月,日军大肆侵华,是年冬,敌骑入侵济南,正谊中学校长率部分学生南迁。于明信与校董鞠思敏商定留守学校。为了看护校产,坚持民族教育阵地,抵制奴化教育,于明信凭多次游学日本和熟悉日语的有利条件,毅然挺身而出担任代校长职务,与日伪周旋,招生复课,他拒挂日本国旗,拒读带有奴化教育内容的“国文”,自选编古典文学为“国文”教材。敌伪政权听闻于明信是教育名流,想利用他支撑全省教育,多次派使者持厚礼登门拜访,请他出任日伪山东省教育厅长。他面对说客直言不讳问道:“你们想要我当汉奸吗?”使者忙答道:“不,不是,是请你主持山东教育。”于明信话里带刺:“汉奸是有人当的,主持教育我不办。我连自己的‘孩子’还不能教好,哪能当厅长,办教育呢?”他故意将“孩子”二字的语气加重——意在讽刺那些屈膝投靠日本的学生。使者纠缠再三,不得要领而去。翌日,使者又来劝驾,于明信仍以前言相之,如此三往,后接到一封夹带子弹头的聘书。
敌伪省府终以山东省教员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头衔对社会公布,并胁迫他出席会议。为了看守校产,以图复课计,开会他也到,不过会议签名他却愤然直书“汉奸于明信”五个字。在会上他瞪大了眼睛,好似庙中的一座神像,终席不发一言。在场的那些真汉奸被羞辱得如坐针毡。为此,警告者有之,规劝者有之,嘲讽其不识时务者亦有之。然而他却行之若素,声称既当汉奸又何必讳言呢?
于明信的处境愈来愈险恶,故以嬉笑怒骂之疯态与敌伪周旋,以惑视听,人们都以为他真的疯癫了,故此,人称“疯校长”。有一次,于明信当着日伪官座的面,朝着自己心爱的哈巴狗狂笑不止,哈巴狗以为主人喜欢它,摇头摆尾去舔主人的长袍,他突然发怒狠踢了狗一脚,骂道:“滚,你真是狗性难改,看你还敢献殷勤不?”哈巴狗吓得夹着尾巴遁去,在座的日伪官座哭笑不得,悻悻而去。
解放战争时期,于明信隐居于济南,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屑一顾,与书籍为伍,研究学问自娱。1948年他病逝于济南七家村家中,享年66岁。他去世时,其子女多投身革命或在国外,没有一个能顾得上在家中处理丧事。幸有生前好友陈炳晨遵其遗嘱将其藏书全部捐献给了省图书馆,并代子女操办了丧事。出殡那天,他生前教育界的好友和他的学生们纷纷送来了挽幛和花圈,并怀着沉痛的心情送殡直至墓地,且一步三回头地鞠躬致意:久久不忍离去。痛哉!悲兮!于老先生的铮铮铁骨就这样掩埋在尚未解放的济南东郊的旷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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