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稚庐
旧社会,济南贫苦百姓最难熬的日子是冬天,那时天气格外寒冷,朔风凛冽,砭人肌骨,穷人中不乏有家徒四壁的断炊之户。早晨一睁眼,破棉絮中横卧着两三个面黄肌瘦的孩子,灶下缺柴,缸内无米,冷冷清清……走在街上又常见衣衫褴褛的叫花子。看见过往行人穿得阔气,赶快迎上前,跪地就是一个头,口中哀求道:“老爷、太太,可怜可怜吧!饿了好几顿了,行行好吧!”冬天,这些穷人最悲惨了,饥寒交迫。天桥底下、北关、城门洞里年年都有冻死的饿殍,遂有善人奔走办粥厂之举。
粥厂,也就是无偿地施粥,让极贫的人来就食,免得奄奄待毙。昔年杆石桥外、东圩子门、南关火神庙等处都设过粥厂煮粥。这是冬天赈济的一种临时方法。设粥厂有两种形式:官、绅、省会慈善公所三者合办；私家独办。其中多是三者合办。腊月时施粥二十几天。私家富户施粥,不过偶尔为之,也就三五天,虽有慈心善念终难为继。每年设粥厂由省会慈善事业公所主办,此机构成立于清光绪初年,原为“广仁善局”,民国后改名。其督办、参事都由仁人君子出任。没想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张宗昌祸鲁时,公所竟被“善虫子”——以“慈善”为名,中饱私囊者——把持。
约定俗成,粥厂里熬的小米稀饭须保持一定浓度,要“小米粒挂碗”。因经办人克扣了小米,最初几天粥还稠,后来粥稀了,甚至熬粥时加上食用碱以增黏稠。此事被“议绅”告到张宗昌那里,本来,张宗昌是一横征暴敛的巨贪,肉肥汤也肥,其手下沾点腥荤,毫不奇怪,可毕竟脸上挂不住,便声色俱厉地说:“一律枪毙。”督办、参事闻言大惧,赶忙走“太太路线”,此事遂息,不了了之。
当时,贫苦百姓共分三类:极贫、次贫、较贫。只有极贫者才能打到粥。其实,多半是流落街头的叫花子,还有因兵荒马乱,乡下活不下去,逃到济南的一些流民。他们要粮无粮,要柴无柴,天寒地冻只能去粥厂打些粥来苟延残喘。打粥须凭粥票,粥票由当地街坊上的“保长”发给。一个保长管辖二三条街,他最清楚在他的王国里谁家是极贫户,有哪些“伸手大将军”及夫人(乞丐夫妇)住在他的“国土”上。逢上设粥厂的日子,先由保长填张“粥赈”表,据此发粥票。若是遇上公道的保长还好,有的保长丧良心黑,极贫之户领不到粥票,不该领的人却得到了。如当年小梁隅首街曾有过一位姓沈的保长,外号“沈二麻子”,贪婪成性,无孔不钻。填表时他不放过索贿,赤贫之家能有何物供他嚼裹?送上一篮子萝卜,他竟也收下。住在破庙里的“陈疯子”编顺口溜道:“官家熬饭我得领,糊弄一冬是一冬。沈二麻子无钱请,卖了棉裤送棵葱。”
记得当年街坊上还有一位“程大少爷”也靠施粥过冬。本来这位少爷家有恒产,还开一织袜作坊,其父在世时,他就偷偷摸摸吸上毒,屡劝不改,气得老子给他下跪磕头。其父日伪沦陷期病故,此时毒品在济南横行,有拉洋车的居然也学上吸两口。日本浪人卖的“白面”尤让瘾君子青睐,程大少爷如鱼得水,一份家业没多久就吸进五脏庙,以致一贫如洗。我少时犹见过这位少爷:骨瘦如柴,两肩高耸,目光炯然,不言不笑,一件灰旧棉袍,胳肢窝夹一黑盆子,手捏粥票,像鬼撵似的匆匆走过……
粥厂是临时的济贫设置,无固定地区、时间和场地。设粥厂都是由本街区善人选一宽敞之地,先搭起席棚,摆几张桌子,午炮响过,贫民排队领粥,老弱病残和抱小孩的妇女在旁边另设一处。我有一位老前辈,“七七”事变前,任过慈善公所的“议绅”,帮办过粥厂,曾不止一次叹道:“饥民的日子,那真是人间地狱!”如果靠打几天粥能活下来算是命大的,还有人等不到喝上粥就转乎沟壑冻饿而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让人家施粥来延续生命,实在是悲惨的事,可是人到绝境,又能有谁拒绝这“嗟来之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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