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提起韩侍桁,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十分陌生,即使搞新文学研究的人亦对其知之不多。作为翻译家、作家的韩侍桁,不但与鲁迅先生有过一段师生交往、与冯雪峰有近50年的情谊,而且他还有三次山东之行,可惜不见报章披露,今年恰为其逝世30周年,特撰此文。
曾为鲁迅“代购”日文书
韩侍桁(1908——1987)原名云浦,天津人。12岁到南开学校上中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阅读鲁迅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
1924年去日本留学,课余时间翻译作品、写文章,并把作品寄回国内。第一篇译作发表在《现代评论》,后陆续有小说发表于《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1929年回国曾到上海看望鲁迅,在鲁迅、冯雪峰介绍下出席“左联”成立大会。1935年与杜衡等人创办《星火》月刊,1937年任中央通讯社记者,1943年任文风书局总编辑,创办过国际文化服务社,解放后长期任职于上海译文出版社。他精通日语、通晓英语,几十年来翻译了日、俄、英、法、美等国文学著作近40部,如《现代日本小说》《近代日本文艺论》《铁甲列车》等,为我国广大读者介绍了大量优秀读物。
在日本留学期间,韩侍桁先后在《语丝》杂志发表了三篇译文,1928年四五月他意外接到鲁迅来信,“之前虽然对他非常崇敬,读过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旧事重提》,却没有联系过,于是我马上回他一封信”(韩侍桁《我的经历与交往》下简称《经历》),自此以后他们书信来往不断,前后他给鲁迅寄过约50封信,鲁迅给他有30多封信(可惜这些宝贵信笺毁于“九一八”事变后韩侍桁南京家中)。在日本时,韩侍桁曾受鲁迅所托“代购”过不少书,如日文版《堂·吉诃德》《有岛武郎著作集》等,德文版图书《艺术家评传》《古斯塔夫·陀莱》等。1929年4月间韩侍桁给鲁迅写信,说自己准备回国,想托鲁迅找找熟人能否在北平教书。鲁迅十分热心,去北平找了马幼渔等人,《鲁迅日记》对此有记载,后因故未成。
1930年1月韩侍桁去上海投奔鲁迅,并与鲁迅、柔石等一同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鲁迅因参加自由大同盟而遭国民党通缉,韩侍桁还曾专门陪同鲁迅到内山书店二楼上避险,其间他与冯雪峰、柔石还常去看望鲁迅并一起出去吃饭。后来鲁迅有意将自己翻译了一半的《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的《十月》交给韩侍桁接着翻译。韩侍桁拿去看后却觉得鲁迅的译笔没人可替代,自己的“文笔不老练”,就说:“我没有资格照着先生的译文接下去”。韩侍桁后来回忆,这是鲁迅先生“有意培养我,而我不肯接受,他对此当然很不满意”。
后来韩侍桁一起留学日本的同学缪崇群在《文艺月刊》上发表了几段“补白”,讽刺鲁迅是“文坛霸主”,鲁迅怀疑韩侍桁与这些“补白”有关；再后来韩侍桁与杜衡、杨邨人等“第三种人”关系较密切,而鲁迅对“第三种人”是深恶痛绝的。
1930年5月魏金枝因柔石被捕的事来找鲁迅,但不知先生居住何处,还是韩侍桁陪同他去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但此时鲁迅与魏金枝谈话、“鲁迅根本不睬我”,仿佛根本不认识站在一边的韩侍桁了,“从此我就不到鲁迅家里去了”。但他晚年深情回忆道:“与鲁迅先生的不欢而散,是我一生中最可悔恨的事……事实上在个人交往中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先生的地方。尽管我与鲁迅有过不愉快的一段经历,但我始终把他看作恩师,衷心地感谢他、尊敬他；时至晚年仍常常思念他。”
三次来鲁,曾任教齐鲁大学
其实,韩侍桁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山东找到的——去聊城的省立第三师范教书。这份工作是通过杨晦、陈翔鹤的关系,由宋还吾介绍的。宋还吾原来在曲阜的山东省立二师当校长,因排演新剧《子见南山》闹了一场风波,被撤去校长职务。1930年春,宋还吾由青岛来上海,给韩侍桁带来两条牛舌干,并嘱韩将其中一条转赠鲁迅,韩则直接将两条牛舌干都送给了鲁迅。是年3月4日《鲁迅日记》所记:“下午侍桁赠青岛牛舌干两条”即指此事。
韩是1929年10月初,与在日留学的同学赵广湘一起由济南去聊城的。10月9日《鲁迅日记》记有:“得侍桁信,并稿,济南发”,在聊城省立三师,韩担任高中毕业班两个班的国文老师,其间苦于写文章买不到专用稿纸,给鲁迅信中曾提到此事,还是鲁迅寄来了“原稿纸三百枚”,“鲁迅关心青年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经历》)。惜这次聊城之行只呆了两个月左右,因学生反对教务长闹学潮、罢课,校长让韩劝学生复课,后来学校又怀疑他在偏袒学生,实在呆不下去了,韩便与赵广湘离开聊城,先是坐牛车去禹城,再搭火车返回北平。
韩侍桁的第二次山东之行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九月间我离开南京上战地去了,到山东各地待了一段时间……”此时韩应聘任中央社战地记者,先南京、郑州、武汉、南昌等地,后转至重庆,还经常参加在重庆成立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担任总干事)的一些活动。但韩这次究竟去了山东哪些地方,待了多长时间,笔者翻阅资料却不得片言记载。
韩侍桁第三次来山东是在解放后的1950年,据其自述:“大约1950年左右,应田仲济之邀往济南齐鲁大学中文系任教,未久即返沪。”当时田仲济担任齐鲁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想来韩、田二人早就相识。
上世纪末,笔者在济南古旧书店“淘书”,于一角落发现两本新文学杂志,一本《现实文学》,一本《星火》二卷四期。那本《星火》至今还有当年旧书店的标价签:5元。这是本大32开的毛边本杂志,按当年三位编辑之一的韩侍桁说法是:“1935年初,杨邨人、杜衡和我,还有一帮年轻的朋友,组织星火文艺社,想办一个刊物,那就是《星火》月刊……由上海杂志公司经营,每期印2000份。这本月刊大三十二开本,一百多页,很不起眼,社会上影响很小。出至第五期就蚀了本……结果第六期出了一大张算是终刊号,就停刊了。”该期首篇文章即韩氏的《文艺的政治性》,署名“侍桁”。这期有缺页,封面左下角亦有部分缺损。82年前的老杂志了,如今翻阅起来不经意间就会往下掉纸屑。
长期以来韩侍桁在山东文坛上极少被人提及、关注。钩沉发掘其在山东的一系列活动轨迹,定能填补济南乃至山东新文学运动史上的一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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