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生前留影
《韦君宜文集》
韦君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韦君宜的小说、散文、随笔文学作品集,包括《露沙的路》《思痛录》等。
《韦君宜纪念集》
于光远 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韦君宜去世后,同学、战友、她扶持过的作家等人对她的怀念文章结集。
《回应韦君宜》
邢小群 孙珉 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关于《思痛录》的评论文章的集中展示。
本报记者 曲鹏
>> 忙于学生运动 冯友兰开的中国哲学史课不及格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君宜”是她1936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哀鲁迅》一文时用的笔名,抗战流亡到武汉时,她将自己的姓名改为韦君宜。
1917年韦君宜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富庶家庭。其父魏武英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铁道专科学校,其间结识孙中山,回国后到交通部任职,派任吉长铁路局局长、吉敦铁路局局长,很重视子女教育,专门为女儿请来家庭教师教授英文、古文等课程。
1934年韦君宜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她所在的清华十级中有不少同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社联、左联、语联等组织和清华的现代座谈会、世界语学会、新文字研究会等进步团体,她也是其中一员。抗日烽火初燃,韦君宜被卷入抗日爱国运动的潮流中,并与中共地下党员蒋南翔一起工作。
经历了“一二·九”运动的洗礼,韦君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担负起大量的社会工作。她选修了朱自清开的宋诗课、刘文典开的庄子课,但已经失去了研读典籍的兴趣,甚至连系主任冯友兰开的中国哲学史课也因为缺课超过三分之一被视为不及格,需要补考。韦君宜去请冯友兰登台讲救亡,冯先生温和地说,你们在抗日中已经表现得有声有色了,怎么还未回来上课?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失守,学校南迁,到达长沙时,韦君宜已经下定决心去武汉找党的关系。临行前在小街上偶遇冯友兰先生,韦君宜表示想要离开学校去参加抗战。本以为冯先生会像一个哲学家那样教育她平心静气去读书,没想到冯先生竟然鼓励她去抗战:“好啊!现在正是你们为国家做点事的时候。”
韦君宜从此离开学校,流亡到南方,在湖北地区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9年她来到延安做青年工作,编辑《中国青年》,1940年夏,又带着出版《中国青年》晋西版的使命,奔赴西北,与清华同学兼“一二·九”战友杨述不期而遇并结为夫妻。
抗战初期杨述动员了远在四川的母亲、哥哥、嫂嫂、弟、妹一起参加革命,除了哥哥在当地牺牲,后来都到了延安。没想到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杨述被诬指为特务,韦君宜身心交瘁,几度病倒,一岁多的孩子也夭折了。
>> “文革”中帮作者编造稿子 遭遇内心自责与灵魂拷问
解放后,韦君宜做过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后来又在中国作协主编《文艺学习》、在《人民文学》做副主编,1973年离开干校后,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小组的一员。她说自己“是回到了真正的囚笼,真正去做自己应当忏悔的事情去了”。亲历了各种政治斗争和审查运动的韦君宜,认为自己的灵魂“清洗干净了”,依然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对《千重浪》《东风浩荡》《伐木人》《铁旋风》等书的出版,她在晚年出版的《思痛录》中进行了反思与自责。“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有几位作者很有生活经历,比如森林生活、农村生活、学校生活,有的段落写得很真实,很动人,但是整体构思却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随波逐流地去捏造”。尽管当时受制于他人,但她并没有推卸责任,而是真诚地袒露灵魂深处的负罪感。
胡尹强的小说《前夕》中热爱教育的老校长的形象,被编辑改成了“走资派”,虽然韦君宜觉得这样修改说不通,但最终也不得不同意了。后来《前夕》被列为和“四人帮”有牵连的要案,胡尹强被关禁闭。韦君宜了解到胡尹强的处境后当即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内参上,认为《前夕》写成现在的模样,责任在出版社、在她,作者是没有责任的,不应该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
“文革”结束后,正是在对内心的自责和灵魂的拷问中,韦君宜立即下令让正在编造炮制中的作品赶紧停工,亲自深入各地调研,联系作者组稿、审稿、提意见,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她忙工作,忙写作,在公交车上忙着织毛衣；她“目中无人”走过出版社楼道,嘴里喋喋不休,仿佛在跟空中的隐形人交谈；她忙得穿衣服时常胡乱搭,有时系错扣子,衣襟吊着去上班。在文章《我对年轻人说》中,她奉劝年轻人:“时间太容易丢失了,你们想做的事赶紧做,不要等到最后再来懊悔。”
1986年韦君宜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医院抢救,奇迹生还后半身不遂。她认为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便以极大的毅力锻炼恢复,通过抄古诗来练字。之后又多次生病住院,但同时写出了十几万字的散文和小说《露沙的路》,并在女儿的帮助下编好了《思痛录》剩余的篇章。在她因病离世十年后,2012年《韦君宜文集》五卷出版,这是她一生文学创作和编辑生涯的总结。
新时期独具慧眼 把文学青年培养成大作家
在依靠老作家的同时,韦君宜独具慧眼,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者,出版了许多新时期文学佳作,如长篇小说《将军吟》《生活的路》《铺花的歧路》《沉重的翅膀》等。此时,她因“有胆识、肯担当”的性格,而被出版界尊称为“韦老太”。
1980年,张洁到出版社拜访时,韦君宜了解到她在工业部门工作了二十年,而且有创作热情,就鼓励她写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第二年韦君宜接到了《沉重的翅膀》初稿,小说反映了工业领域改革中的困难和矛盾,揭示改革似“沉重的翅膀”起飞之不易,她认为这部作品对于推动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坚决支持出版。然而出版以后,上级主管部门下令停止发行。韦君宜觉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写了四页纸的修改意见供张洁参考,又亲自找胡乔木和邓力群等领导做疏通和解释工作。历经了两年的修改后,出版了《沉重的翅膀》第四次修订本,并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上世纪70年代,还是文学新人的冯骥才把55万字的《义和拳》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看完初稿后去天津找冯骥才。当时冯骥才家里刚经过地震,没有条件写作,韦君宜就请他直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东西。冯骥才个子高,饭量大,带的一点钱根本不够吃饭,她就给冯骥才批了一点补助,每天5角,帮了冯骥才很大的忙。直到现在冯骥才想起来,仍然满心感激。他说:“《雕花烟斗》是我短篇的开篇之作,《义和拳》是我的第一部长篇,《铺花的歧路》是我的首部中篇,韦君宜都是我的编辑。韦君宜当时是三审,她改稿子,用红的圆珠笔,再加蓝的,蓝的里头加黑的,在我的稿子上都改满了,因此现在我也能一眼认出她的笔迹。后来我的中篇《铺花的歧路》,是最早的几部伤痕文学中篇小说之一,这部作品引起很多歧义。韦君宜坚持出版,直到现在我还牢牢记着这件事。”“如果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冯骥才对韦君宜扶植他进入文坛的感恩之心溢于言表。
1981年,韦君宜从投稿中发现北大中文系学生张曼菱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积极地向《当代》推荐,并给张曼菱回信:“你很有才华,你的才华在闪闪发光。”张曼菱毕业时,韦君宜反对她留在《当代》,不要贪恋京都荣华,要到广袤的大地上去,“你要保住你的这支笔”。
“韦君宜是一个非常爱护年轻人的前辈,我没有见过这样做人的,就是她的直爽、她的干净,她没有一句废话,从来不说客气话,是什么事就说什么事。”作家王蒙多次用文字表达感恩之情,“她在有生之年从没有减少过对我的关心。第一是怎样正确地处理好《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讨论；第二是怎么想办法把《青春万岁》出版出来,当然这很不容易,等了25年才出来,但是韦君宜没有一天忘记过这个事。”王蒙说,当他面临各种复杂情况、遇到大挫折时,韦君宜都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心。
1985年,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告别会上曾深情地感慨道:“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我一辈子为人做嫁衣裳,现在该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话语中沉淀了其编辑生涯的酸甜苦辣、坎坷波折。在当代文学批评家黄发有看来,韦君宜的价值正在于她抗拒湮灭的坚韧,面对种种掣肘,以牺牲自己的代价为艺术挤出局促的发展空间,以活生生的生命实践验证了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家之难度,而这种苦苦求索的责任感,恰恰是当代文学得以持续生长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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