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南邨

　　《天下在河上——中国运河史传》中说:“运河山东境内的会通河段,水源最为金贵,因此在山东的东平、滋阳、邹县、曲阜、泗水、滕县等14个州县共设有管泉老人98名、泉夫2632名,专门负责看护供运河的泉源。”这里说的是明代初年治理会通河之后的事。自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尤其是明清两代,乘船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官员、文士,对运河之事多有记述,然而说到泉河济运的管泉之事却非常罕见。难道管泉之事不重要吗?不,在明清时期极其重要,甚至重要到就连当今对运河有所研究的学人,初闻此事也会感到吃惊的程度。
　　京杭运河全程“水脊”(至高处,分水岭)在山东,此处运河之水分为南北流。因地理环境所致,在京杭运河会通河段为调节水势而修建的闸坝也特别多。虽如此,临清至沛县沽头段运河仍是水源不稳,时患浅涩。至明代初期,因连年战争,疏于治理,这段运河已难以通航。
　　燕王朱棣即位后,于永乐四年(1406年)决定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直到永乐十九年(1421年)才正式迁移。这期间,朱棣为迁都做准备而建设的有两大工程,一是修建北京皇宫、京城,二是整修京杭大运河。永乐九年(1411年),负责运河工程的工部尚书宋礼为解决山东运河不畅问题,重开会通河。他听从汶上白英老人的建议,筑东平戴村坝,把运河南北分水点由任城(今济宁)调整到南旺“水脊”处,引河、湖、泉水济运。因地势北高南低,在南旺“水脊”控制分水,七分流往北,三分流往南,使京杭运河山东段得以通行。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王朝停止海运,南粮北运全走运河一路。
　　鲁中至鲁南泰沂山脉自古多泉,引泉济运是明初整修运河的重大工程之一。永乐十七年(1419年),在漕运总兵官陈瑄的建议下初浚泉源,泰沂山脉西侧所能利用的泉源几乎都被引入运河。明代胡伯玉撰《泉河史》说“自会通河成,而涓滴皆为国家助矣”。明代张克文撰《泉河纪略》序说:“国家雄据燕都,漕河为之命脉。转输东南粟,岁计四百万奇。”
　　当“涓滴”泉水上升到“国家”大事的时候,对泉流的保护也就异常重要了,为此,漕运专门设立了管泉主事等官员和专项负责此事的役夫。《天下在河上》所引数字出自《大明会典》,山东涉及泉河济运的14个州县及管泉者分别是:东平州设管泉老人2名,夫72名；滋阳县设管泉老人2名,夫30名；邹县设管泉老人5名,夫120名；曲阜县设管泉老人1名,夫30名；泗水县设管泉老人9名,夫195名；滕县设管泉老人15名,夫550名；峄县设管泉老人3名,夫60名；宁阳县设管泉老人6名,夫187名；泰安州设管泉老人14名,夫237名；新泰县设管泉老人14名,夫224名；肥城县设管泉老人3名,夫61名；莱芜县设管泉老人10名,夫215名；沂水县设管泉老人10名,夫500名；蒙阴县设管泉老人4名,夫150名。永乐十七年初浚泉源,以后每隔数年查访疏浚一次,新的泉源不断增加,据邹逸麟先生《山东运河历史地理初探》说,明代山东泉源济运最多时涉及三府十八个县。
　　数字虽然是枯燥的,可正是因为有这组数字在,才让后人知道当年会通河段管泉范围之广,人数之众。这些管泉老人和泉夫究竟对泉流是怎么管理的?至今还没发现管泉者记其事的文字。想来也是,驿站之事在中国实行了那么多年,任务又是那么重要,今天国内也仅存有清代光绪年间,河西驿幕沈侨如先生留下的一册116天《河西驿纪略》。这么一想,管泉事务、规则只字无存也就可以理解了。毕竟此项工作太普通,即使当年有文字记录,也会因为引不起大家的重视而湮灭了。引泉济运是运河史上的一件大事,难道泉流管理之事在书中真的是一无所存了吗?也不是的,若仔细寻求,在其他史料、诗文中还能发现一些管泉事迹。
　　《大明会典》记载山东管泉老人、泉夫最多者是滕县(今滕州)。说来明初京杭运河还没有开挖南阳新河和泇河,运河没有经过滕县之地,然而滕县东部是连绵的群山,地势东高西低,那时南四湖(今统称微山湖)还没有连为一体,滕地的泉流也要为国家运河助一臂之力,水或导引到运河水柜,或直接注入流经谷亭(今鱼台县驻地)、沛县的京杭运河。
　　其实,上述14个州县大多远离运河,都在为济运作“无私奉献”。“涓滴皆为国家助矣”,对滕县当地的农事、民生有没有影响呢?明嘉靖乙丑(1565年)科进士王元宾,曾为家乡纂修《滕县志》(万历十三年版),他在卷三“山川”末有记:“元时滕州有稻隁,称饶给；国朝十八泉,则一切规之以济漕。而行水者奉法为厉,即田夫牵牛饮其流,亦从而夺之牛矣。一害也。”他接着又说到因济运开渠、筑坝对当地造成的二害、三害。因泉水济运,竟然连田夫饮牛也不可以,这似乎太过分了!为此,王先生大不满意,可国事大于民事,也只能在所编志书上记它一笔。
　　到了清初,滕县黄兰森以诗的形式记有管泉之事,寓意委婉,不知泉事的人大约很难明白黄先生的诗意。黄兰森是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进士,他写有《缴沟泉野居》诗六首,其一是:“涓滴泉流济会通(原注:运河名会通),官蒲官柳长春风。居人若得溪边水,会种芙蕖万顷红。”《泉河史》载,缴沟泉为滕县济运之泉,距县城西南三十里迎仙乡。居民虽住在泉边,那水也不是随便动用的,因此“芙蕖万顷红”只是他的美好向往,或者说是一种无奈情绪的表现,身边的泉流只有滋润“官蒲官柳”(济运)而已。
　　据《泉河史》载,滕县有“浸五”“湖二”“泉旧十五,新四,凡十九”“桥六”(涉及泉流),另有薛河坝。滕县最东部的泉源流入西南运河约百余里路,泉流如此之多,其水不能饮牛,不能引灌,可知管理泉流者人多事忙了。胡伯玉在《泉河史》说:“弘治以前载于图记者,一泉多至三四十人,少不下十人；嘉靖之际,业去其半,然其少者犹足当今之多。”胡伯玉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他所说的“当今”由《泉河史》序言看是万历中期的事。管泉人相继裁革,然而泉流管理却不见放松。《泉河史》有言:“河渠有专官例不得亲民。”“不得亲民”是他们的工作,管泉人各司其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管泉岂止对小民严格,即使贵为孔府之家有关泉事也不能任意而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载: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康熙帝到曲阜孔府祭拜孔子。礼拜后,衍圣公孔毓圻等趁机奏称:“圣庙前有桥,池中无水。曲阜城外有泉,可以开通引入城内庙前池中。且此泉水不通运河,原非济运之水。今遇圣驾亲临,谨此冒昧奏请。”御批是:“大学士明珠、王熙、衍圣公孔毓圻等所奏,曲阜城外泉水既不关系运河,著准其开通入城,交与该抚遵行。钦此。”孔府圣人家欲引城外泉水入城,要由当朝皇帝批准,而且还要找个“此泉水不通运河,原非济运之水”的理由,当年泉流济运管理之严可以想见了。
　　明清两代,乘船行于京杭大运河的官员、文士留下著述者甚多,韩国崔溥的《飘海录》,海宁谈迁的《北游录》,嘉定王初桐的《北游日记》等,对运河考察颇详,只是不涉泉事,这是因为管泉者的工作不在运河边上,他们目未睹、耳未闻,何记之有?倒是王元宾、黄兰森这样的文人,适逢其时,身处其地,亲历其事,对泉事感受最深,“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一不注意就会形成文字,而且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