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祚昌先生生前是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美国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代表性著作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独立战争简史》《美国内战史》《杰斐逊传》《杰斐逊全传》等。 　　谨以此文纪念和缅怀我的导师。 　　□陈海宏 　　毕生精力献给了 自己喜欢的事业 　　刘祚昌先生1921年5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一个耕读世家,父亲刘国廉是清末贡生,在文史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刘先生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尤其喜爱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化。 　　刘祚昌先生读小学时,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学校强迫学生学习日语,进行奴化教育,这深深激起了刘先生的民族义愤,深感当“亡国奴”的耻辱。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先生满怀爱国热情,于1939年离家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社会经济专业,后因战事扩大,刘先生辗转到大后方昆明,入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在西南联大,刘先生聆听了朱自清、闻一多等许多大学者的讲课。两年后,他又转学到四川大学,曾选修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讲授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课程,受益匪浅。同时,他对外国史尤其是欧美近代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这段学习,他决心选择历史研究作为一生的事业。 　　1946年至1948年,刘先生先后任教于沈阳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东北大学先修班和长春大学等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长春东北大学(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讲师,讲授世界近代史,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世界史工作者。他们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创建了各高校的世界史专业。 　　1956年,刘先生调到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978年,他担任硕士生导师,1980年被评为教授,1985年获美国“富布赖特学者”称号。他曾任中国世界近现代史学会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顾问、山东省历史学会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等职。　　　　1978年以来,刘先生先后培养了22名硕士和3名博士。1995年退休以后,虽然久居国外,他仍然十分关心学校和学院的教学工作以及世界史学科建设。可以说,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事业。 　　对中国世界史学科观念 和体系的创新 　　刘祚昌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治学严谨,学贯中西,造诣精深,成就卓著。 　　刘先生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和史学界同仁一起努力打破僵化的史学体系和一些旧框框,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事研究和探索,他先后主编了《世界史:近代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世界近代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和《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在这三部教材以及他撰写的论文中,刘先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在世界近代史的理论和结构上敢于创新。在史学观念和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上,主张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以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形态的重大变化作为分期断限的依据。 　　2.对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内容和编写方法做了实质性的改进。改变了以往世界史注重政治、经济史的做法,增加了社会史的内容,重视对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研究,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填补了教材在理论和史实上存在的空白。关于教材编写方法,采取了整体史学的宏观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以全人类的大视角,对世界历史进行纵横交错的宏观把握。这样,以往干巴巴的世界史就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历史。 　　3.对世界近代史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并非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它的一系列过激行为和恐怖政策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灾难,包括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他还在“高教版”教材中增加了社会史内容,并在人物的评价上有其独到之处,这些都使这部新教材的内容更加生动和翔实,在学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的世界近代史体系。 　　这三部教材均被作为全国通用教材使用。《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卷)还被用作国家“八五计划”重点用书和“面向21世纪重点教材”向全国推广,并获得1995年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4.在世界史科研领域中的成就令人瞩目。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出过两部专著:《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均为我国史学界研究美国史和英国近代史的开拓之作,至今仍是美国史和英国史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5.对中西文明进行了比较研究。刘先生学贯中西,兴趣广泛,在世界史和中国史方面均有不少著述,对中国史研究也有很深造诣。他撰写了有关孔子、孟子、王安石、王阳明和诸葛亮的许多文章。 　　刘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缺陷便是忽视物质文明,视科技为末业,以致科学落后、经济落后,这点正需要用西方的科学来补救。对于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的高度发展,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的污染,人伦关系瓦解。因此,西方文明所面临的这个危机,恰恰需要中国儒家思想中的积极部分来挽救。刘先生的结论是:中西文明可以互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补救中国儒家仁政学说的偏枯,用儒家思想中的积极部分来挽救西方科学过度发展所造成的危机。 　　享有盛誉的 美国史研究 　　刘先生在世界史领域成就显赫,但其研究重点是美国史,特别是后者在国内外史学界均享有盛誉。 　　据初步统计,他共撰写有关美国史的论文30余篇,专著4部,译著1部。早在1954年就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美国独立战争简史》,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美国内战史》。该书用生动的笔调绘声绘色地将美国历史上这场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内战展现在读者面前,深刻揭露了美国黑人奴隶制度的罪恶,阐明了内战废除奴隶制度、对美国南方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伟大历史意义。这是上世纪80年代前我国学者撰写的有关美国史的专著中水平最高的一部。 　　刘先生的美国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获得了高度评价,《美国内战史》被公认达到了当时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他的《杰斐逊传》则以优美的文笔、缜密的逻辑和精辟的论述赢得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国内各主要史学刊物纷纷发表评论,该书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他的《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被译成英文,1981年发表在美国的《中国的历史研究》上。 　　一代大师的 崇高风范 　　刘先生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是因为他有高尚的品格。他认为人生在世,不能碌碌无为,应该对国家、对人民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人生才有意义,才不致虚度。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和历史学家,更应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刘先生有强烈的事业心,他把“做学问看成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读书、写作从不间断,即使他退休后仍然天天笔耕不辍,写出了百万字的传世之作。 　　刘先生十分注重“史德”。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教育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特别强调要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来教育学生。为此,他深入研究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尤其是传统道德思想,写了多篇有关孔孟思想的文章。他治学严谨,写文章一丝不苟,遣词造句一有疑问便向《辞海》请教。他反对写作中的投机取巧、粗制滥造,最瞧不起“曲学阿世”或媚世媚俗、阿谀奉承的小人。他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办事光明磊落,持身清廉,处处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　　　　刘先生虽已辞世,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和崇高品质,将永远是我国世界史和美国史学界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