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看着案头几部周飞强对潘天寿绘画作品索隐考证辨析的书,似乎看到了他在图书馆里翻阅着那些已经很少有人再翻阅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浙江老报纸和旧刊物,在旧纸堆里寻找着潘天寿等画家们当年刊登发表在杭州报纸刊物上的绘画作品。做这样的旧纸寻觅,供职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周飞强得天独厚,但也是独辟蹊径,在冷僻里挖掘着尘封的富矿。诗人北岛说:“艺术并非爱好,而是死亡的召唤。”周飞强说,这话用在潘天寿先生身上好像也恰当。他进而联系到自己这些年来对潘天寿的研究,说机缘巧合中,“潘天寿”引领着他往前走,“以躲避生活带来的各种苦痛,去直面历史的苍凉和宇宙的浩瀚,直到死去”。这话听起来在坚毅中又有一种悲凉,但也昭示了潘天寿对于他人生与治学的意义。是否可以说,这也是艺术对个人来说无用之用的一个例证。
　　《潘天寿作品丛考》是周飞强继《细读潘天寿》之后的新作,内容主要还是围绕着潘天寿作品的考辨与考证,譬如对同图式的潘天寿作品的对比钩沉,尤其是相似而又不太常见的潘天寿作品的创作、展览、发表、真伪、流传和出版等画里画外的信息。周飞强以潘天寿的《江洲夜泊》一画为例,同题作品图式在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的变化；再如《晴峦积翠图》有两幅虽然间隔了二三十年,但看上去仍大略相同；再如潘天寿的《竹谷图》,最早的一幅可追溯到1932年——周飞强说,正因为有了这一幅,再将1954年潘天寿画的两幅同题画说是写生得来就未必准确了。“很多同图式的作品,我们或许可以说画家有变体作画的意图,但是更多的只能说是一种习惯,比如应付参展或者友人求画时,画家态度认真多画几张以便挑选整体更令人满意的一幅。当然,画家确有在不同时期相同情绪的表达,因此画了类同的作品,如此等等。”
　　在周飞强看来,对潘天寿这类同图式的作品,有些称之为“变体”说得通,但大部分只是应对不同的求画需要,反复画而已。他不认同那种认为潘天寿是在主动地不断求变的说法,相同构图画幅中的一些不同,仅仅是不同时间作画致使细部的笔墨不能一模一样罢了。同样,他也坚决反对有些人据此而认为潘天寿也是一个“流水线”画家。周飞强说,因为潘天寿当年并不需要靠流水线作画来主动卖钱,“大致仅仅是盛名之下,各处求画太多,应接不暇”。其实这些画,也都凝结了潘先生辛辛苦苦的劳动,而且以历史的眼光视之,同时也有着丰富的文献价值。这也是周飞强花费工夫详细讨论潘天寿同图式作品的缘由,这种对报纸杂志文献上刊载的艺术家绘画作品的钩索梳理和对比辨析,也始终贯穿在他对潘天寿及其同时代画家的探寻中,例如在《读画说史:稀见美院名师国画作品考》一书里,他对潘天寿“一画多幅”作品的梳理——例如潘天寿的《一溪花放暮春天》彩色图版刊印在1958年7月的《浙江画报》创刊号上,这幅画与潘天寿参加1957年浙江省第一届国画展览会的同题画相近,与1959年所绘的《江山如此多娇》也几近相同,而且与此相似的还有1962年元旦《浙江日报》上刊载的一幅《一溪花放艳阳天》,都可视为一画多幅的作品。
　　再以潘天寿的《耕罢》为例——周飞强的《潘天寿作品三十问》系列的第一问,就是“天价《耕罢》是潘天寿真迹吗”:潘天寿1958年所作的《耕罢》,在2020年北京华艺秋拍中拍出人民币1.28亿元。这幅作品之前曾见于2008年朵云轩拍卖,在2017年嘉德艺拍中拍出了人民币1.58亿元。此画有童中焘所题签条,童中焘还写了专文评析此画。但关于此画的真假优劣仍有不同意见。而且在出版的各种潘天寿画集以及《潘天寿全集》里未见收录这幅画的信息。对此,周飞强说,这幅《耕罢》与1963年《潘天寿画集》里所收的《春塘水暖》相比,两幅类似,但《耕罢》的山石体积感偏弱,水牛的躯体厚度感也不够强。《春塘水暖》这幅,可以说是潘天寿所作竖幅水牛图的标准件,但这幅画在2018年北京保利秋拍中因起拍价过高而最终流拍。
　　关于《耕罢》的真伪到底如何呢?周飞强说,很凑巧的是他在1960年第3期《跃进画报》所刊“国画家潘天寿”栏目里发现了这幅《耕罢》的图版,而“这一著录信息此前尚未见有人论及,实可视为真伪判断的唯一铁证”。这话初看觉得周飞强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有些武断,但他接下来说,由此可以认为童中焘判定此画为真品是正确的。因此他从旧杂志里找到的“唯一铁证”也似乎可以说是给童中焘的主观判断提供了有力旁证。当然,周飞强也承认,这一“唯一铁证”的图版,也可能被怀疑是否有人依照潘天寿的原作或图版复制而来,不过,“从这幅《耕罢》画面来看,作伪者显然达不到潘天寿书画所能有的笔墨高度,尤其行书题款部分,与中国美术馆藏潘天寿同作于1958年的《春艳图》近似。再者,大尺幅作品的伪作临摹,或许也难以做到如此毫厘不差”。
　　周飞强还从当年的《杭州日报》上搜到了相关报道:1961年7月,在“杭州市第三届美术展览会”上,“老画家潘天寿展出了四幅新作,笔墨饱满有力,淋漓尽致。《耕罢》《深秋犹有蝶飞来》等都是极成功的作品”。周飞强说,这幅《耕罢》不知是不是作于1958年的那幅,但是这幅显然不能算“新作”。从展览目录可知,其名为《水牛》。由此推测,画上或许是题有“耕罢”二字。而且潘天寿还另有类似的水牛图原作或图版存世,例如黑龙江博物馆所藏的潘天寿的《水牛图》就是作于1961年初春,不过画上并未题“耕罢”……
　　从当年潘天寿写给相关人士的信里,周飞强感叹:如今动辄数亿元成交的此类潘天寿的国画巨构,在六十年前的困难时期,潘天寿仅想着能否换回来一点生活必需的衣料和画画必备的纸张而已。另外,周飞强还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幅潘天寿的指画《牧牛图》上的题跋里,解读潘天寿心态——这幅作于1928年的《牧牛图》是潘天寿的早期作品,画上有潘先生的补题:“张雪樵谓余画有强盗气,此语已有十年矣。顷作水牛荒涧,粗悍之气,滔滔汩汩流出指端,知狂放之一如昔日也……”周飞强说,从这段补题的跋语里,可以理解潘天寿所作此类及其他巨幅画作的旨趣。再如潘天寿1961年始用的那方印章“一味霸悍”,周飞强的解读也与众不同,许多论者多视此四字为潘天寿作品最显著的风格特征,也是潘先生的艺术追求。但在周飞强眼里,这四字更多是潘先生的自谦——从潘先生经常引用的“不以平废奇,不以奇废平”这句话而推知,潘先生是要在狂怪中求至理,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周飞强进而强调说,从潘天寿这几幅早期到晚期的水牛题材的画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