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想
我读过费孝通先生的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尤其偏爱《乡土中国》以及《皇权与绅权》里的几篇文章。《乡土中国》出版于1948年4月,是费孝通1946年将乡村社会学整理出的讲稿,而且是他第二期的工作,对社会结构作分析。
以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远大抱负,这本书不会只是写给学生看的,也不只是给学术界的同行看的。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内战又爆发了,不管是抗战战后,还是内战战后,都有个战后重建家园的问题。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的姊妹篇《乡土重建》可以看出,他是在为重建国家而谋划。作为一介书生,他必须让更多的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了解他的思想和谋划,才可能发挥实际的作用。在这个时候,费孝通不失时机地出版了《乡土中国》,在理论上奠定基础,然后出版了《乡土重建》,开始在理论基础上谋划重建措施。难怪英文版译者称该书文章也可以在政治文件的层面上来理解。
但是,时事风云变幻,后来的事实证明费孝通写作《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的努力和抱负只能在政治的海洋里被淹没了。历史走向了一个他没有预测到的轨道:阶级斗争的政治风暴和乌托邦的理想社会试验代替了他谋划的乡土中国的重建。费孝通走的是改良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路子。要在理解和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重建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乡村工业,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摧毁传统,建立新社会。
当然,历史无法重来,假如我们真的采用了费孝通的重建蓝图,后来中国的发展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乡土中国》确实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难得的一本著作。中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社会不可绕开这本书。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本书只是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部分情况,绝对不是通过这一本书就可以完全地了解中国的传统社会。首先因为费孝通的乡村实际调查是很有局限性的。云南三村和江村都是一个地方的情况。正像费孝通在《乡土重建》的第一篇里开头申明的:“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当做一种见解是可以的,而不能当做全部事实。比如当时乡村的土地革命,党派的斗争在乡村的表现以及乡村治理上的变化等等都没有在《乡土中国》里体现出来。这样说,并不是我们苛求费先生,而是提醒现在的读者能注意到这一点。
读者还要注意的重要一点就是《乡土中国》描述的至多只是中国的乡村,而没有包括城镇和城乡关系。在《乡土重建》里,费孝通确实写了几篇文章谈市镇以及城乡关系,但是远远不够。因为大家多看的是《乡土中国》,容易认为中国的图景就是乡土性的。陈映芳先生在一篇《传统中国再认识: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里就对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将“乡土中国”等同于传统中国、以“乡土性”概括中国传统性的学说和观念提出了质疑和反思,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中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者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来建构“中国社会”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参照“现代的、城市的西方”,将既有的中国裁剪、过滤成“传统的、乡土的中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属性,被扩大为中国整体社会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社会、城乡关系的传统以及传统的城市性等等,相应被忽略了。结果,不仅中国的传统性被单性化,中国的城市性也成了纯粹的西来之物、无本之木,既无益于我们的文化自觉,亦不利于对现实中国城乡问题的把握。在研究“三农”问题的时候,《乡土中国》也是重要的参考书目,但是一定要反思和尊重现实情况。
在了解传统中国的近代变迁方面,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变迁(1903-1953)》是一本弥补《乡土中国》不足的好书。这本书对动乱、战争以及新兴的党派等对传统乡村的影响都有精彩的论述。
(本文作者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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