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涵
1995年初夏,我到中部地区的一座小镇上做砖瓦工,在华隆小区租了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这里杂聚着五湖同胞、四海骨肉,条件可想而知,床是用门板搭的,灯泡用15瓦的。天气已热,供电有了困难,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在所难免,华隆小区便是其一,隔天停电,就煮饭时间来一会儿。
下夜班十点多了。细窄的弄堂九曲回肠,泥地面坑坑洼洼。本来50米一盏路灯,不是很亮,行走却不成问题。成“瞎子”后,有苦头吃了。
这是我来的第三天,正逢农历月底,没了月亮的引路,星星也被云遮了眼。站在小区门口,感觉就是一个黢黑不见底的洞。没走几步,“砰——”鼻子热辣辣的,迎面撞上了电线杆,喉咙微甜——流血了。
拐了两个弯,膝盖又磕到了囤积的木材上。又走了一段,脚像擦到什么似的,幸亏及时扶住了旁边的青石墙。糟糕的是,路我还不熟,迷了方向,不知接下来该往哪边拐。
绕了十多分钟,可算摸到了我的窝。刚倒了洗脚水,屋后“啪嗒”一声——有人摔了,骂娘声咬牙切齿。在以后的很多个晚上也能听到,有时我也会脱口而出。住这里的人似乎都很粗鲁,邻里也不和睦。下班后浑身疲乏,竟还能吵起架来,还是为些鸡毛蒜皮的事。
我前两天就和隔壁一对年轻夫妻起了争执。我和他们共住一个院子,门前各有一块三平方米的地,我的地也被他们占去种菜了。
夫妻俩还蛮横得紧。女的脸小而尖,伶牙俐齿,说什么先来先得。男的虎背熊腰,护着已下秧的地,一副随时动手的样子。我也不让:“强盗!土匪婆!”后来,旁院的大叔吼过来:“吵啥吵,上马路去,别碍着老子睡觉!”我们这才罢手。
几天后的一个雨夜,我躺下不久,就又听见了摔跤的声音,这回是那个蛮横男人,声音里带着几分痛楚。我心里偷着乐了。后来见到蛮横男人一瘸一拐,摔得不轻。他没好气地瞅了我一眼。我忽觉过分,我们并无怨仇。
这晚,照样停电。还没踏进小区,我就看见一个指头大的星火点,那不是我住的地方吗?可能是蛮横男人在雨中抽烟吧。近了,是火苗呀。再几步,一段很短的小蜡烛插在青石墙上,烛火轻轻摇曳着。屋里已浮起微鼾,一轻一重,此起彼伏。
一连五个停电之夜,我屋前的院墙上都有一点星火在闪烁,即使这样微弱的星火,也让我走得一路平稳,几乎也没再听到什么叫声。
后来,星火点多了,两个、四个、五个……周末,我见到很多人在切蜡烛,一支小白烛切成四五段。蜡烛也算半奢侈物了。
每个停电的晚上,下班的点到了,我都会出来一看,左右有人点上蜡烛了,自己就不点了；若还是漆黑一片,就点一段。左右的蜡烛燃完了,这边会接上,等多数窗缝里流出光来才熄灭。
每晚进屋后,总能听见前后的欢愉声,例如:“我升职啦!”“俺加工资哩!”“我可没你俩走运,不过下个月,我妈要带我闺女来看我……”
这天清晨,一拉开门,地上静静躺着两条矮胖的青瓜,翠嫩欲滴,很像人参娃娃。蛮横女人冲我憨憨一笑,我也微微一笑。
三个月后,家人在南方的一座城市帮我找了一份工作。真要离开了,竟对前后左右有一种不舍。我们忘了困意,挤在小院子里,聊得更长更远。
我和这个小区缘分不浅。2005年的一个仲夏夜,我出差路过这座小镇,几人饥肠辘辘,打算停车吃夜宵。
我一时觉得有点眼热,再过去点不是华隆小区吗?一个同事叫了起来:“这啥习俗啊?”他手指着的前方,墙头燃着一小段蜡烛,往里面,一段接一段,星星点点,许多都套上了灯罩。
这个小区没变,收纳的还是苦工一族。汉子们三三两两地进去了,谈笑风生。我站了很久,也没碰上一张眼熟的脸,但我知道,当年百步一烛照,如今心灯已亮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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