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鸟鸣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太久了。
50年前,担心从此在自家后院听不到鸟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写出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吹响了人类环境保护的第一声号角,“环境保护”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如今,由于持续的雾霾天以及时不时见诸媒体的水污染,环境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引发人们的关注。如学者范春萍所说,是时候为卡森写一点纪念文字了,这既是因为明年便是卡森离开这个世界的第50个年头,更因为她在书中警示的环境危机恰是今天困扰我们的难题。
□本报记者 吉祥
“环境”进入公众视野50年间,人类未调整好与地球的关系
许多年以后,阿尔·戈尔依然记得小时候与家人在饭桌上讨论《寂静的春天》的场景,这本由戈尔母亲指定他阅读的书目,直接培养了戈尔的环境保护意识。戈尔后来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卡森的照片挂在政治领袖、总统以及总理们的中间,这位副总统对环境保护充满热情,在全球范围内,他推动世界各国关注全球变暖问题。即便在卸任后,戈尔依然不懈地为此努力,并因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不妨把视线退到50年前,那时在公众视野中并没有“环境”一词,在西方发达国家,烟雾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它对公众健康的威胁,而是“因为它太显眼了”。DDT和其他杀虫剂或化学药品被大范围使用,人们热衷于展示这些化学药品在农业及医疗上取得的成绩,并未意识到它们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
卡森的出现显得不合时宜,这位柔弱的女海洋生物学家指出了滥用杀虫剂的危害:鸟儿不再鸣唱,泥土里的蚯蚓、水中的鱼儿、田陌间的老鼠少见了；夏、秋、冬也笼罩在雾霾下,灰暗了。她将书命名为《寂静的春天》,人们由此第一次了解了“环境”这个词。
卡森的警告并没有立即引起人们的重视,相反,舆论对她冷嘲热讽,生产农药的相关企业对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利用掌握的资源否定卡森的研究成果。
卡森没有屈服,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她依然向人们警告滥用杀虫剂的危害。“我们正在经历的是,整个人类都暴露于动物实验已证明极具毒性,并且许多例证表明有积累毒效的化学药品的侵害。”卡森呼吁人们尽快行动,因为我们等待得越久,我们要承担的风险就越多。
在社会上,卡森的书籍很受欢迎。伴随《寂静的春天》的流行,人们也开始审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各方的推动下,美国环境保护署在1970年成立,美国国会也开始不断评估杀虫剂的危害,但直到克林顿政府时期,受利益驱使,农药制造工业的强硬派人士仍成功阻止了《寂静的春天》中呼吁的保护措施的施行。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30周年纪念版所撰写的序言中说,到了1988年,美国32个州的地下水已被74种不同的农业化学药品污染；1993年,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25%的地表水都超标。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一书引言里,引用E·B·怀特的话的深意:“因为人类太精明于自己的利益了,因此我对人类是悲观的。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是打击它,使它屈服。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如果我们能调整好与这颗行星的关系,并深怀感激之心地对待它,我们本可有更好的机会存活下去。”
如果不减少对生态的破坏,地球将很快迎来极限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影响下,“环境”开始进入西方国家的公众政策视野。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使环境保护上升到政府事务及国际社会合作的层面,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和使命。为纪念这次会议,每年的6月5日被定为世界环境日,中国政府也参加了这次会议。15年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
1996年,已经就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为西奥·克尔伯恩等著的《我们被偷走的未来》作序,这本书警告人们遍布我们身边的合成化学药物已经严重危害了人类的未来,被他称作《寂静的春天》的姊妹篇。在序言中,戈尔说:“《我们被偷走的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迫使我们对曾经在遍及全球范围内散布的合成化学物质重新质疑。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尽快找出答案。对于这一切,我们人人都有知晓的权利,人人都有了解和学习的义务。”
在世界范围内,随着资源的减少与生态的恶化,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农药危害本身,陆续有关于环境保护的书籍问世。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由全球著名智囊机构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推出的《增长的极限》一书。这本书提出,地球的资源承载能力将无法承受经济增长的压力,最终导致灾难性末日的降临,“如果人类不能减少生态足迹,地球的极限将在未来的一百年之内到来”。
这本带有预言性质的书问世后,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大辩论,其争议也一直未停止。媒体报道显示,《增长的极限》问世以来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一共卖出了3000万本。这本书在引入中国后,也影响了国内的多位官员,据《南方日报》报道,在东莞官员的读书学习会上,市长袁宝成就推荐了这本书。
虽然在问世40年后,《增长的极限》一书中预测的情况没有出现,但环境的恶化却日益严重。“如果不作出改变,我们就会越来越快地走向自己的坟墓。”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兰德斯说。
今年9月,译林出版社引进了兰德斯的新著《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对未来再次进行预测。在这本书中,兰德斯表示,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超过海洋和森林可吸收量的两倍。如果人类社会不能进一步加大低碳转型的力度,用最多只占全球GDP2%的成本投入,提高能源效率、使用可再生能源、控制人口增长和减少经济增长,那么21世纪后半叶就会面临地球温度上升超过3摄氏度的危险,出现崩溃性的灾难,导致生活质量的大幅度下降。
中国必须在追求财富与环保之间找到平衡
实际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原版并没有“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这个副题,中文版附上这一行字旨在说明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环境问题上的取向越来越受关注。
这在加拿大记者马克·德·维利耶新著《人类的出路》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的出路》中文版序言中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取得惊人的成就,也是地球上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这实际上也在提醒中国,环境污染不仅威胁民众的健康,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焦点。
《只有一个地球》这本书便是提醒发展中国家,应该注意到发达国家对抗污染设计和技术上的发展,对那些效果好、花钱少的方法,通过法令或合同使所有国内外新投资者采用这些技术,“经过仔细的计划工作,当前的一部分工业增长可以绕过工业化污染的原始阶段,而把新工艺设备纳入最初的整体设计之中”。
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本可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回到《寂静的春天》出版的年代,那时的中国正经历“大跃进”的狂热,战天斗地的口号不绝于耳。以首都北京为例,新中国成立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建议保护古城墙,限制城区工业,但令人遗憾的是,新政权领导人给他描绘的画面是未来“从天安门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
早在1979年,科学出版社便引进了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不过,这本书的遭遇也是寂静的。在2007年该书中文版再版时,著名环保人士、“自然之友”创办人梁从诫在序言中坦言,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其实要比上世纪60年代卡森笔下所描述的情景更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岂止是一般化学制剂,整座整座的工厂……将未经处理的生产污水和工业废弃物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把天然河流干脆当成下水道、垃圾坑来使用。”梁从诫说,在中国的城市里,鸟鸣已经成为人们心中遥远的记忆,“对于中国人来说,环境问题已远远不只是什么听不听得见鸟鸣,而是人能不能正常生存的问题了”。
为此,梁从诫提醒,中国必须学会在追求富裕与保护资源环境之间找到平衡,而不能以预支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来换取当代人的所谓“美好生活”。如学者范春萍所说,悲观不代表放弃,“只要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唤醒那些沉迷于消费和争斗中的人们,去努力面对和找回我们那被偷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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