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
2013年的最后一天,忽闻夏志清先生驾鹤离世。这位被王德威等人称为“总也不老”的老顽童,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故事。2006年,85岁的他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记者访问他,他说自己“好像在做新娘子”。2009年春节,他染病入院,一度靠机器呼吸,插管进食,还以笔谈方式与护士开玩笑；转了三个医院才平安,他说自己“比以前还健康,照常看书、读杂志、讲笑话”。现在想起他,就想起他说过的话:“读书要趁年轻,但读书多了,会变成书呆子,还是要尽量保持活力和幽默。”这也是夏志清的夫子自道。
上个月,在深圳大学参加海外汉学视野中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议,我专门谈到了夏志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一批出国留学的学者因为中国局势的变化,未能如“五四”学者那样学成回国,而是留在国外,开启了海外文论的重要流脉,他们中卓然成大家者,颇有人在。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的夏志清毕业于沪江大学,1946年随长兄夏济安(白先勇等大学时的恩师)赴北京大学英文系任助教,适逢胡适回国担任北大校长,支持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夏志清由此留学美国,1951年在耶鲁大学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开始他的学术生涯。1961年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翌年转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近三十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巨擘。
夏志清说过:“文章的力量来自于what you know(你知道什么)。”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这半个多世纪来最有影响的文学史之一,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谁也无法回避对它的参照、借鉴、反思。《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力量正来自于夏志清认真细致阅读作品、坚持文学的普世价值和人文情怀,“从真正好的作品中学习”。《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不久,曾遭到东欧著名汉学家普实克的批评,这种批评反而使人注意到,夏志清的海外研究延续了中国文论的传统。
1943年秋,还在上海沪江大学就读的夏志清在宋淇家中见到钱钟书夫妇,此时,《围城》等尚未问世,而夏志清求教于钱钟书的是学问之道。多年之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钱钟书赞为“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这一知己之见中所言“识力之定”、“文笔之雅”正是中国传统文论的境界,文学批评家的重要职责就是以己之慧眼、胆识发掘“与众不同,能结合艺术与生命”的作家作品,而其对作品的阐释,是以其“文笔之雅”体现出来的艺术与生命的再创造。《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于1961年,在世界冷战意识形态的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石破天惊之处就在于夏志清对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张天翼等作家创作的发掘,这种发掘通过夏志清对他们作品精美的解读而产生了广泛影响。夏志清的作品解读不只是来自于新批评、细读法的影响,更立足于他在母语阅读中对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作品的深切体悟,而这种体悟在非中文母语的外国汉学者中是极难产生的。所以,尽管普实克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也下力甚深,但夏志清那样的母语细读不可能出现在他的研究中,相反,他尽管信仰左翼意识形态,但其研究有着西方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他会从这种文化背景上追求文学研究的客观性,而认为夏志清的细读是主观化和非科学化的。
在我看来,夏志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恰恰在此。之前,各国汉学研究都产生在各国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形态的语境中,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随着海外华人学者的成气候,一批在海外华人学者培养下成长的汉学家开始活跃于汉学界。夏志清自己执教哥伦比亚大学29年,“作育英才无数”,其中被称为“夏门四大弟子”的狄华斯根、何谷理、耿德华和齐夫斯都是当今美国汉学家。海外华人学者在自己母语阅读语境中养成的学术素养、眼光,使他们对中国作家、作品有更多更真切的感受,其对海外汉学的影响是这半个多世纪来世界汉学变化的重要因素。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张爱玲即便在香港、台湾也不太被人所知,她自己也遁世。当夏志清读到宋淇寄来的香港盗版张爱玲作品,其母语感受力使他一下子发现张爱玲作品的隐喻之好,在小说史中辟以专章,推崇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家”,此后,张爱玲才真正为文学史所重视,而夏志清也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性传统。这一传统至今影响深远,而它是非华人学者难以开启的。
夏志清个性快人快语,写文章痛快、讲真话,读者读来也痛快。他离开以后,人们会因为这,长久深切地怀念他。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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