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宫的离合》:中国近代史的一面镜子
2014年03月0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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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岛刚
从辛亥革命前被溥仪偷卖、大量流出到国外,到辛亥革命后变成“胜利的成果”的故宫文物,抗日战争期间在民众的抗议声中被偷偷运出北京,大城市运到小城市,小城市运到乡村,后来被分批分次用军舰运送到台湾……当年从北京护送文物出城的人已经从黑发变成白发,留下第二代继续讲述这褪色而又难以忘怀的经历。台北故宫于20世纪60年代落成,最终出现了“两个故宫博物院”。
朝日新闻记者野岛刚,以记者的身份重走文物迁徙之路,历经五年时间采访,写成这本书。该书在台湾地区引进并出版繁体字版后,引起强烈关注,半年内即获重印。简体字版最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在故宫这面多棱镜上折射出让人惊异的面向。
末代皇帝溥仪
也曾偷运文物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精彩记述了清朝宝物的璀璨。然而从溥仪的无知与伪天真的文字中,也清楚浮现出文物丧失的严重情况。溥仪好像在写别人的事情一样,道尽清朝宫廷内部道德沦丧的情形。
“明清两代数百年来帝王搜集的宝物,除了第二次被外国士兵拿走的以外,其余大都留在宫中。这些都没有清点,就算有记录也没人检查,所以有没有不见、有多少遗失也没人知道。”
“现在想来,这宛如一场大掠夺。参加掠夺的,上下交相贼。换言之,大概有机会偷的,没有不去偷,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
偷的方法千百种。太监趁夜摸黑踹开保存文物的仓库大门,撬坏门锁,像小偷一样拿走宝物。溥仪下面的大臣、官员们,巧立名目借出宝物,例如需要担保品、竞标、鉴赏等,甚至向皇帝索要赏赐,想尽所有手段,伪装合法地把宝物带出去。溥仪知道这些事,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回想:“我只想着其他人正在偷走我的财产。”
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说,北京的地安门街附近陆续有多家古董店开张,有些店铺是太监开的,有些店铺是朝廷高官或他们的亲戚经营的。某日,溥仪再也受不了了,下令导入盘点宝物的制度。但是刚开始搜查,紫禁城内的宝殿就遭到无名大火,贵重的文物就和“证据”一起葬送了。
溥仪在辛亥革命之后,失去了皇帝的身份,宝物的所有人身份也变得含糊不定。他自己也在文物流失的情况中“掺一脚”。在溥仪还没被赶出紫禁城前,有人在紫禁城的仓库里发现了一本目录,名称是“赏溥杰单”及“收到单”,也就是“给溥杰的恩赐清单”及“领收清单”。
根据这份资料,溥仪给了弟弟溥杰大量且贵重的文物,溥杰拿到市场上用文物交换金钱,和溥仪对分。通过这个方式流出的宋、元、明朝的书籍达两百种,唐代到清代的书画约有一千件。溥仪借此筹措生活费的同时,也在积攒被赶出宫廷之后的生活所需。
溥仪为了保命,充分地利用了文物。他将文物当做生日礼物,送过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徐世昌等军阀人物。
《我的前半生》中生动地描写了溥仪自己和宝物的去向。日本战败后,溥仪在抚顺、哈尔滨的政治犯收容所,接受思想改造。
他担心从紫禁城带出的皮箱会被发现入罪,皮箱的底层藏着小型的首饰。最后他接受共产党“坦白从宽”的劝说,鼓起勇气交出“白金、黄金、钻石、珍珠等精心挑选的四百六十八件贴身首饰”。面对满桌的首饰,他低着头说:“藏匿了这些东西,是犯规,犯了国法。这些原来就不是我的东西,是人民的东西。”
收容所所长赞扬溥仪的勇气,并没有没收溥仪的东西,而是给他一张收据,这是相当宽容的处理。溥仪感动得落了泪。
故宫第一次对外开放
场面很混乱
“清室善后委员会”是溥仪退位后北京政府在紫禁城设立的组织,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集中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人士,如汪兆铭、蔡元培、罗振玉等。
1925年元旦,即将高中毕业的那志良经校长举荐,去故宫上班,揭开了他和故宫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同事问他:“你对古董感兴趣吗?”那志良答:“看不出来和我家的茶碗有什么不同。”同事笑他:“你家的茶碗一只三毛,这里的茶碗一只可是数千万元。”
北京隆冬,天气十分严寒,因为怕发生火灾,文物的仓库都没有暖气,在里头工作相当辛苦,手脚耳朵都可能冻伤。
整理清点文物告一段落后,故宫博物院在1925年10月10日“双十节”正式开放,第一天就有两万人以上造访,场面极为混乱,“想进去展览室的进不去,想出来的出不来”。那志良被分配在紫禁城的“养生殿”,对混乱的人群喊“前面的人往前进,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一整天下来,嗓子都喊哑了。
紫禁城如其字面的含义就是一个“禁城”,自古是皇帝办公和生活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外公开,就是故宫博物院开放的那一天。
被搬迁的文物
曾在火车上长期滞留
1931年1月,故宫理事陈垣把那志良找去,并将疏散文物的准备工作交给他。陈垣对他说:“国家灭亡可以再起,文物一旦失去了就永远回不来。”
最优先要办理的事项就是将文物装箱。因为文物从来没有离开过紫禁城,那志良这些毫无经验的故宫职员决定请教“琉璃厂”的古董商。
有一回,那志良对专家说:“装箱好像没那么难嘛。”专家们就请那志良尝试自己把喝茶的茶碗包起来,再拿起那志良包好的茶碗猛摔,打开包装一看,茶碗碎了。接下来,专家们把自己包好的茶碗猛摔,却毫发无伤——原来专家们是有“绝活”的。
那志良说,这项技法的要点是“稳”、“准”、“紧”、“隔”(每件文物都要隔开)。以最容易损坏的瓷器为例,一开始要将把手和壶嘴用绳状的棉花缠绕,壶内也要塞紧棉花,整个捆成一个长方形。再用细绳绑紧,裹上棉花,用纸紧捆成包。装箱时,木箱内用稻草把瓷器塞紧,每件瓷器要用棉花紧置隔开,封箱后才可以运送。这是相当有难度的技术。
后来的日子里,因为文物在中国各地移动,那志良等人不断地重复捆扎装箱,都成为个中高手。
装箱的文物达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其中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箱是故宫的文物,其余六千零六十六箱则是来自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东西。
然而文物决定南运之后,引发了群众的反对运动。“有文物才是北京,文物没了,北京就失去了存在意义。”还有人打电话威胁:“小心没命了,老子在运送文物的火车上安了炸弹。”当时民众认为将故宫文物运出北京的时间必定是日军进攻北京之日,故宫外围无论昼夜都有民众集结包围。
第一批运送队出发是在1933年1月31日。当天虽然成功地把文物从故宫送到北京车站,但是车站的搬运工因为害怕被群众袭击而没出现,不得已半夜临时决定停止搬运。又过了几天,2月6日,第一批文物从北京出发。
搬运文物刻意选用日本制造的特别列车,优先于其他列车的发车时刻,从北京南下郑州、徐州,来到南京郊外靠近长江河岸的浦口,这一趟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然而搬运的同时,中国的情势面临重大的转折。2月,日本拒绝国际联盟做出的满洲问题决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关东军司令部对热河发动攻击。
第一批文物和运送队伍就意外地被留在浦口。情势紧迫,指挥系统混乱,一直没选定文物的保管场所。那志良等故宫职员就在火车上长期待命。那志良等职员互相开玩笑说:“就像扛着棺材来了,却不知道要埋在哪里!”
后来决定古物和图书送到上海,文献放在南京保管。上海把当时在法租界的旧医院大楼挪作保管场地,该大楼是七层建筑,全部提供给故宫文物使用,文物依照种类寄存于不同的病房。
第二批文物在3月14日从北京出发,接着3月28日第三批、4月19日第四批、5月15日第五批陆续运出。象征中华民族生命的文物南运计划悄悄完成,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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