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兴衰里的传统
——名门世家的家风与家教
2014年03月0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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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吉祥
学者、思想家余世存的新书《家世》出版的时候,“家风”几乎成为一个全民话题。在这本书中,余世存逐一点评中国近现代史上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的家风、家教:林同济家致力于培养专门人才,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宋耀如家要出伟大人才；卢作孚家则是让孩子不当败家子……
随着历史的远去,这些名门望族留给后人的更多是关于财富与权力的遐想。近日,余世存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他更看重这些世家对宗亲伦理的态度,以及对因果观念、礼义廉耻等传统信条的尊奉。
从世家归为平民是最安全的
四五年前,余世存去云南大理短期逗留,偶遇一位同龄人,看上去与普通的海外华人无异:阳光、敦实、健康、沉静。吃饭时,余世存才知道他是孙科的外孙王耀祖,在座的人也无不感到惊讶。经过外人介绍,余世存了解到这位孙中山先生的后人有三个硕士文凭,正在读中医博士。回北京后,余世存跟朋友说遇到了孙中山的后人,当对方得知王耀祖的现状后叹了一口气:“怎么都变成了知识分子啊?”余世存略感诧异,毕竟他更多看到的是王耀祖的个人成就,而他的朋友的视角却是孙先生后人跟国家社会的关系。
这是余世存的《家世》希望传递的信息,即便他写的家世故事绝大多数是传统的世家豪门,但财富与权力并不是他的窥视对象,他更愿意观照这些世家如何在现代社会转型,又是如何在家风、家道的传承中坚守传统文化的信条。比如,他在研究蒋氏家族的历史时发现,尽管因蒋介石、蒋经国曾处在权力的顶端,蒋家灿烂至极,一时风光无限,但蒋家到了第三代却遭遇男丁普遍的过早夭折,此后的第四代、第五代主动归入平淡,退出政治,投身商界、文艺界、教育界,安心做平民。“蒋家到现代社会后的转型,肯定会遭遇多方面的冲突,但换一个角度看,可能做一个普通公民是最安全也是最不累的。”余世存对记者说,在蒋家人的经历中依然遵循着祖先传下来的家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家不再是中国人唯一的皈依
特殊的家庭身世赋予了这些世家后人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宋氏家族尤为典型。宋耀如虽然早年贫困,但发迹后特别重视子女教育,他教育子女要“做伟大人才”,这与他的梦想密切相关。宋耀如曾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得救?”也难怪日后宋子文一直记得父亲生前的叮嘱:做不成人,不能回文昌认祖宗、见父老。
在《家世》一书的写作过程中,余世存感受很深的是现代人与这些名门的隔膜,这不仅与身份的差异有关,也受认识的局限。他写民国著名实业家卢作孚的时候,和不少企业家有过交流,问他们和民国的实业家有什么区别,对方说,他们不如我们会生活。“完全是隔膜,他与他们的前辈是有隔膜的,他不知道当年那些上海滩的老板比现在的土豪,既会生活,也更有文化。”
更大的隔膜在于,在现代社会,家世的概念已经变化很多,这不仅仅体现在家庭结构从四世同堂过渡到二世或一世家庭,更在于家世从宗族家庭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余世存以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二代现象”举例说,尽管“成分论”早已成为历史,但流行于社会的“我爸是李刚”等现象,既说明这种宗亲文化依然根深蒂固,也说明这一概念在维系家庭的同时,其负面意义同样不容忽视,“今天,它同样维系了人间的善,也放任了人心的罪恶”。
在书的序言里,余世存讲了一个进京与孩子同住的老人的故事。一位从农村进入城市“享福”的老人,却因忍受不了城市生活与乡村社会巨大的语言、文化等差异而轻生。在更大的层面上,急剧流动的社会也在挑战家在每个人心中的地位。这促使余世存反思“家”这个概念的定义,“以前,家几乎是一个人唯一的皈依,但现在中国人的流动性很大”。余世存说,从长久看,他虽然坚信未来家族的传统不会消亡,但家已不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唯一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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