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余世存——家风是什么,取决于你自己
2014年03月08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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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世存近照
     齐鲁晚报:您在写这本书时,把如此多的豪门世家组合起来,希望传递一个什么信息?
  余世存:我希望传递三层信息。首先是传统中国家族的宗亲伦理,对因果观念、礼义廉耻的尊奉。第二是传统家族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化。第三是普通家族如何进入世家行列。毕竟名门望族传下来的已经很少了,现在中国家庭,都是普普通通的两代同堂,顶多三代同堂,想借这本书证明一下,普通人家能不能成为社会的栋梁,像荣氏家族说的“一人有余顾一家,一家有余顾一族,一族有余顾一村”。

  齐鲁晚报:您的书中提到的多是名门望族,类似蒋家、宋家在当时均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很多普通人可能会认为,他们的家教、家风与一般人相比必然会不同,借鉴意义不大。
  余世存:像宋耀如和卢作孚都是穷苦出身,所以我们不要看民国那些人有资源,他们很多人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打拼起来的。我希望读者还是要跟自己参照,比如对因果的态度、对传统的态度,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公认的东西,如果能在自己家身体力行更好。我们现在经常讲,中国的现代化是被推着走的,它虽然有其自身的秩序,但缺乏传统家族的伦理秩序。我希望读者能从这些家族中有所借鉴。

  齐鲁晚报:名门望族到了现代社会面临向平民化转型的时候,有些可能是政治原因,有没有主动转型的?转型给他们带来的冲突是否剧烈?
  余世存:我只能猜测,但我认为蒋家是主动的,蒋家在第三代男丁几乎都夭折的情况下,第四代、第五代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我觉得在现代社会立足,做一个公民,做一个普通人,可能更安全,也不累。

  齐鲁晚报:一些大的家族特别重视家教家风的传承,子女的职业选择也更多样化一些,和现在我们常见的“二代现象”差别很大。您如何看这种差别?
  余世存:我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过,现在的有钱人教育子女,不该再让他们学有用的东西,而是去学点无用的东西。在这些老板眼里什么是无用的?读书无用。那就让他们去读书。我们现在有个毛病,教授想办法让孩子继续干教授,演员让子女继续当演员,医生想办法让自己的孩子继续干医生,都搞这种职业世袭、行业世袭。把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私人化,私人利益世袭化。其实在外国,不是这样的。

  齐鲁晚报:现在很多人在谈我们为什么“富而不贵”,您如何看?
  余世存:因为现在在富人身上看不到文化的影子,看不出文化的积淀。

  齐鲁晚报:但像宋耀如、卢作孚,他们自己虽没有多少文化,但对子女的教育特别强调文化的作用。
  余世存:这其实是传统中国人或者是有中国文化积淀的人的一种态度。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官本位、财富本位,而是对文化本身的尊崇,这就是“文化中国”的力量。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多有地位,多有钱,最终要在文化里一争高下。过去有一句话,一代讲吃,二代讲穿,到第五代才能讲出文章来。其实我们的文化人也面临这个麻烦,虽然我们学到了文化知识,但我们最基本的文化积淀是不足的,我们太急功近利地去追求眼前的东西。

  齐鲁晚报:现代社会维持传统家庭关系的纽带似乎不是很牢靠,传统的家庭关系是否也在遭遇挑战?
  余世存:在传统社会,家几乎是唯一的皈依,叶落归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不愿意漂泊。但现在中国是个移民社会,流动性非常大,何况我们又被纳入了全球化的体系,所以传统的宗亲伦理已经不是中国人唯一的皈依地与情感的归属。现在中国人的宗亲伦理意识在扩大,扩大到我们对朋友、对陌生人的感情里了。传统中国人的交往不超过亲友,但我们现在几乎只在节日时和亲人有联系,我们日常的交流就是朋友圈,比如微信的朋友圈。朋友填补了传统宗亲淡化的空白,未来家族的传统不一定会消亡,但不会是一个人安身立命唯一的认同。

  齐鲁晚报:现在很多人谈家风、家规时,常常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特别强调规则或是“父权”的意志,有一种束缚感。
  余世存:很多人认为家风家教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是固定的,有绝对价值的,不容挑战的权威。我的感受是,传统中国家庭要向现代社会转化,家风应该是多方的共同产品,是几代人互动的产品,不能说一个人是家风的产物。这就是说:传统是什么,取决于你自己;家风是什么,取决于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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