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金宇澄——
城市的水泥地是我最好的文学温床
2014年07月05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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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您写作《繁花》的经历比较特别,与读者在网上的互动,对您的写作有多大的影响?
金宇澄:《繁花》最早发表在上海本地的弄堂网上,这些读者都是上海本地人,所以写作的氛围很好,每次发一点在上面都有很多人互动,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超常的写作体验。当然,我写作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读者的反应,就跟每天请客一样,要拿出最特别的菜给他们。对我来说,写《繁花》有点像上了年纪的女人怀孕,非常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孩子,心态和年轻人不一样,就想着怎么一遍遍把孩子打扮好。《繁花》到现在已经印刷了12次,每一次我都要仔细修改。
齐鲁晚报:读者的意见会不会影响故事的走向?
金宇澄:没有大的影响,只是一些局部的地方有,网友虽然能激励我,但是不能左右我,我有自己的文学立场。我也会听他们的意见,比如有读者说这个老太太死太早了,我就让她晚死两年。
齐鲁晚报:《繁花》是用上海方言写的,为何它的受欢迎不仅局限在上海,很多外地人也能接受?
金宇澄:《繁花》在表现手法上不一样,全口语化的,和一般小说差别很大。这种上海方言也是经过处理的,是上海官话,当时在《收获》刊发前,执行主编程永新也建议过我,将一些本地的方言进行修改,让外地人也能看得懂。你看我的小说里,类似上海方言的“侬”、“阿拉”都没有,都被我技术处理了。
中国有很多作家除了普通话,不会用方言写作,其实对于非北方语系的作家来说,普通话相当于第二语言,有一个标准在那儿,如果写作的时候,思维上是用母语,就会得到很大的自由。
齐鲁晚报:有没有人反映这种写法不好接受?
金宇澄:也有人跟我说,一开始读不下去。我们受的是普通话教育,突然来了这样一个文本,不习惯。现在有的“90后”作家,写的完全像翻译文本,翻译腔、文艺腔写作,而我从一开始就要写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齐鲁晚报:不少作家都有自己的地标,比如莫言的“东北乡”,苏童的“香椿树街”,不知道现在是否可以说老上海是你的地标?
金宇澄:有评论家说我是最有上海地标意义的作家,就像《海上花列传》里写上海的马路,我都画地图的。不像有一些作家把上海叫做“海城”,我的写作是具体到街道的,就跟李敬泽评论说像《金瓶梅》里面有一段,写从这条街拐弯到那条路,实际很少有作家像我这样做,我在里面专门画了四幅地图。
齐鲁晚报:写这部小说有没有为老上海的历史做记录的想法?
金宇澄:倒也没有,我只是写我知道的城市的细节,我强调的是城市文化的魅力,我们对城市文化的写作已经久违了,我们一直强调农村,到农村去,到乡土去,实际上城市写作很弱,城市一直是被批判的。过去有“京派”,估计以后会有作家写他所生活的城市,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齐鲁晚报:您如何看待这种写作视角转变的意义?
金宇澄:城市写作从1949年之后就被否定了,但是现在我们搞明白了,城市和农村一样,我也说过,城市的水泥地是我最好的文学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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