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从士兵到收藏家
2014年07月2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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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强 武景生
他曾是一名驻守边疆的军人,曾是一位辞官下海的商人；如今,他又是拥有一个博物馆聚落的博物馆馆长,藏品中有137件(套)国家一级文物。他就是樊建川。
樊建川,1957年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曾下过乡、当过兵、任过教、做过官。但樊建川自己最为看重的却是另一个身份——“中国民间收藏第一人”,而且,他还拥有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聚落”——30个分馆,由30个世界一流设计大师设计,占地500亩,拥有超过1000万件藏品。
近期,黄河出版社和建川博物馆联合编辑出版了“书上博物馆”系列丛书。由此知道了樊建川如何从一位士兵成为了一位特别的收藏家。
前些年,樊建川接待过一位美国老兵。
他是抗日战争期间美军援华飞虎队的飞行员,84岁了,坐着轮椅来中国,带来了当时的飞行服、奖章、证书等。听说建川博物馆有个飞虎奇兵馆,特地赶来。一进来,看到介绍抗战期间美军援华的整体情况,他立即嚎啕大哭。泪腺统统萎缩了,他没有眼泪,只是干嚎。干嚎过后,他坐在轮椅里向樊建川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代表美国兵感谢樊建川。
樊建川马上还礼,过了很长时间才把手放下。
这一幕,久久刻印在樊建川脑海里,也更坚信了一点:历史记忆,不可忘却。
2005年8月15日,有关部门允许建川博物馆聚落对外开放,尤其大陆第一家国民党军队抗战馆以“正面战场”为名开馆,赢得海内外广泛赞誉,连战、马英九后来都为这个馆亲笔题字。
2010年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樊建川兴致勃勃地向社会“晒”起了他的藏品:黄埔军校成都校区(抗战时期黄埔军校本部)使用过的课桌椅、中国最早的绘有“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彩瓷砚台、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日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请柬、廖季威的水晶印章、侯镜如使用过的皮文件包……这些藏品有的来自抗战将士家属相赠,有的购于拍卖现场,有的则是樊建川自己闲逛古玩市场的“战利品”。樊建川收藏文物,坚持三条标准:一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还有就是一些标志性的东西,反映社会变迁的。
创建博物馆群落,樊建川秉承一种理念: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
樊建川真正走近抗战文物,是因为一部电影——《血战台儿庄》。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将军慷慨就义,惊天地泣鬼神。继而,一组数字让樊建川震惊了:30万川军以低劣的武器装备配以高昂的士气出川御日,加上历年征集的壮丁,共有300万川人赴战。内心的震撼促使樊建川要做些什么,他开始搜集、考证抗战文物,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和书籍。回忆这种生活,樊建川颇有感慨:“经商之余四处奔波收集藏品,下班之后查资料作考证熬夜写作,这中间有劳作辛苦,有力不从心,还有别人的不解。”
渐渐地,在抗战研究领域,樊建川越来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建树。比如“抗俘”一词,就是他提出的。建川博物馆中,建有一座不屈战俘馆。
对于俘虏一词,樊建川最初的理解来自1966年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一天,与一位小伙伴争执,他当着许多同学的面说:“樊建川的爸爸是个俘虏兵!”惊诧之余,樊建川回家问爸爸,爸爸沉默不语。后来,樊建川终于知道,父亲13岁就到旧军队当兵,抗战时期在阎锡山晋绥军中服役,与日军作战。1947年,21岁的父亲被解放军俘虏,尔后在人民军队成长为炮兵连长,解放战争中立过功,参加过开国大典的检阅,后来又到朝鲜战场与美军打了3年仗。可所有这些光荣战斗经历、伤疤、奖章,都不能掩盖“俘虏兵”这个历史。
透过父亲的切肤之痛,樊建川在历史烟云中读懂了“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自身的无休止自责和无穷懊悔。樊建川动情地说,“抗俘”为拯救国家堕入地狱,久久地隐入历史和时间的黑洞。今天的我们能不能暂时推开眼前的喧哗与浮华,在忙碌与追索的路上停顿片刻——去看看他们!
“战俘也是英雄,只要人俘心不俘!”樊建川的话直接而犀利。
这大概是樊建川最大的一件藏品——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军碉堡,重达30吨。这个庞然大物,是樊建川在天津发现的。他当时立刻高价买下,为了把这个收藏品运到四川,运输途中屡经坎坷。碉堡太大,车子在运输途中被禁运,于是原路返回,碉堡在天津被大卸19块才重新踏上路途,一路耗资数万元。当人们终于在千辛万苦之后,把碉堡运进建川公司的院子时,只听“轰”的一声,撞倒了一根门柱……“险些砸出人命,我们戏说这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人们摇头感叹。如今,樊建川要把这些残块拼接还原,并在缝隙中栽上灿烂的花草,摆放在博物馆大门口正中最显眼之处。“日本人用战争的头盔做水壶,中国人用战争的碉堡做花坛!”樊建川非常自豪自己的创意,他说这代表了中国人热爱和平的精神。
在日本,樊建川收购到许多日本人称为“二战品”的抗战文物,其中还有完整的近300份军人遗书。这让樊建川感慨而且心痛:“当时中国死伤了那么多战士,但是今天想找到300份遗书是很难的,我们遗忘的东西太多了,需要找回的东西也太多了!”
樊建川把自己的博物馆比喻成一种精神上的钙片:“它提供的是一种精神营养,很多人参观过后百感交集、流着眼泪出来。就像看过一场电影一样,看上去什么都没带走,但实际上已经带走了很多东西。”
樊建川把自己比喻成“敲钟人”:“苦难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财富,这些东西你一定得面对。”
在《一个人的抗战》一书序言中,樊建川说: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需要每个人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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