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文学鲁军”的原乡情怀
2014年11月0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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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万华
11月,称得上是“华文文学月”了。11月2日,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在南京大学召开,主题是“传承与创新:新世纪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可能性”；11月19日,国务院侨办主办的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将在广州举行,大会宗旨是“语言寻根,文学铸魂”；此期间,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大会也将在南昌召开。当下,华文文学已发展成30多个国家、地区的世界性语种文学,其中境外“文学鲁军”的丰硕成果引人注目。
大家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山东人,却少有人知,莫言在境外有很多老乡同道。近百年来,境外的鲁籍作家多达300余人,其中知名作家50余人,包括作品入选全球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姜贵、张大春和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父女仨,被认为与余光中相比,“艺术成就更大、境界更为深沉博大”的散文家王鼎钧,以及著名戏剧家马森,著名小说家郭良蕙、丛甦、杨念慈、王幼华、张放,著名散文家平路、杨明,著名诗人管管、张琪等。此外,法国法兰西学院唯一的亚裔院士程抱一也出生于山东济南。他们的创作,呈现出齐鲁文化史上又一个奇观,也为解决当下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现代性如何中国化,中国的传统如何展开现代性”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经验。
境外鲁籍作家创作有一种整体走向:对传统的看重。这自然不奇怪,但值得关注的是,在离开传统的发源地山东后,不断迁徙、漂泊中,他们观照传统的视野反而更加开阔,传统也由此获得新的生长力。
山东不仅是传统圣地,也是现代侨乡。无论是迁徙到中国港台地区,还是旅居海外,山东历来是北方省份中人数最多的,胶东半岛更有着开放的民风。因此,山东才成为中国基督教最早“在地化”的省份之一,从王鼎钧、朱西宁等著名作家,到平路等后起之秀,都信仰或皈依基督教,但他们又往往并不认同具体的教会,更侧重于从自己的传统良知去接受基督教义的慧心。这种开放的民风、迁徙的人生与儒家传统的丰厚积淀相融汇,成为鲁籍作家创作最宝贵、最丰富的资源。
传统必须“走出去”,只有面向世界的传统,其“中国性”才会包含丰富的“现代性的中国化”。例如,王鼎钧1942年从家乡兰陵出走,“经历七个国家,看五种文化、三种制度”,创作了众多最具“中国性”的作品,他散文的“爱”往往是将中国传统的“情”扬长弃短后而提升的。中国文化传统是重“情”而轻“爱”,文学作品注重的是伦理、亲缘、族群等关系决定的“情”,而忽略从生命出发的“爱”(这在一些中国文学名著中也很明显)。王鼎钧散文关注的却是从生命、人类悲悯而生发的爱,有时甚至是在“绝情”中表现出广博的爱。
朱西宁是张爱玲当年所钦佩的作家,全家六个成员,文学上皆卓有成就,世所罕见。他的三部小说集《铁浆》、《狼》、《破晓时分》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品,甚至被人视为“公认的经典”。
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加强对文学的控制,朱西宁不愿沉沦于官方政治泥淖中,于是,从乡土世界出发的形式、技巧的艺术实验,成为他对文学自由的追求和对写作的“殉身”的重要出路。由此,朱西宁从传统的、乡土的世界中找到现代性的诠释,这不仅突围出了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也为台湾文学注入了现代意义。朱西宁的最后一部作品是55万字的《华太平家传》,1980年小说开笔后毁稿9次,直至他找到合乎自己要求的写法,以中国风俗志的方式,将个人心灵中最美好的记忆,化为富有知识情趣的文化叙事,其文字美感丰盈悠远如中国画卷,成为又一部会传之于后世的作品。
境外鲁籍作家的创作都深深浸淫于中国传统中,而又结出现代艺术的丰硕成果。从1950年代北大原校长蒋梦麟称姜贵小说为“新《水浒传》”,到新世纪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人连获文学大奖作品的传统创新,都改变了以往单向的“西方挑战,东方回应”的被动模式,从自身丰厚的文化资源中拓展出转化“他者”文化资源的空间,以自己的文学感受力、创造力和自觉自主的选择意识,使“中国性”处于不断开放、流动的状态,从而在大胆接纳现代艺术营养中不断“再中国化”,丰富中国性。
被朱西宁称为“山东人在台湾文坛里最年轻的一位”的郝誉翔,曾这样深情谈起山东:“虽然我的身份证标注我是在高雄出生,但我从不说自己是高雄人。山东,即使这辈子都没去过,我仍会对那里充满想象和感情……山东成为我精神上永远的原乡。”山东的精神原乡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鲁籍作家的创作才足以被人们感受、怀念,而这种感受会指向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原乡。
(作者为山东大学二级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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