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阅读能否少点功利
2014年12月2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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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教授近照(摄影 吉祥)
为营造全民阅读氛围,齐鲁晚报倾力打造了“我的阅读史”栏目。我们希望通过记录学者、教授等有影响力人物的阅读经历与感悟,引导读者“好读书、读好书”。
12月23日上午,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温儒敏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与我们畅谈他对阅读、语文教育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忆大学生活 读书就是我们的一种爱好
齐鲁晚报:您是1964年念的大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读书情况吗?
温儒敏:我念大二时,就发生了“文革”,大学停课了。不上课以后,我们还是有机会读书,而且是更自由的阅读。我什么都读,历史、经济、政治、文学,能够找到的书都读。“文革”期间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切文化都毁灭了。图书馆虽然关闭了,但如果想办法还是能够借到书。北大图书馆的新馆就是1972年盖的,但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些情况。那时读书可以说是比较随性,没有太大的压力。《二十四史》的标点本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出来的,出版以后,我也想办法找来读。很多外国现代主义小说那时都是同步翻译,说是内部发行,也还是可以读得到,真是很大的阅读量。我那时读的书很杂,范围很广,比如《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第三帝国的灭亡》《朱元璋传》,还有马列选集、政治经济学等等,全都是在那时候读的。就阅读面来说,一般现在的大学生比不上我们。我们把《二十四史》都大致看一遍,现在可能吗?现在历史系的学生都未必看过。
齐鲁晚报:现在困扰很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你们会考虑吗?
温儒敏:那时候哪里有什么就业呢?毕业后都是分配的,要你到哪儿就到哪儿。现在有选择,你可以好上挑好,所以你觉得就业压力太大,我们那时候没有选择,甚至还有些理想,反而不见得有多大压力。时代真是不一样了。
齐鲁晚报:“文革”后您又读了研究生,当时校园里的阅读氛围怎么样?
温儒敏:我上研究生是1978年,那时没有学分制,老师要求大家以读书为主,也不要求发文章。那时的读书量是相当大的,我学的专业是现代文学史,看王瑶先生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书后面密密麻麻的很多注解,他的注解里提到哪本书,我们就找哪本书来看。有时候一天可以看五六本,从图书馆借几十本,一个星期就看完了。现在我给研究生、博士生开书单,我和他们说,你们恐怕读不到我当时的五分之一,可是他们还感到多。
那时候没有那么功利,读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的爱好,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并不是想着我读这本书是为了什么实际目的,或者能赚多少钱,而是一种爱好,一种习惯,自然就很喜欢读书,进行大量自由的阅读。
齐鲁晚报:您的导师王瑶先生对你们读书有要求吗?
温儒敏:没有,只是给个范围,要求多读第一手的资料。不像现在很严格,其实严格了大家也不读。所以我们这代人的情况和现在不太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年代,但即使是政治化的年代,也还是有读书的缝隙,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心。很多世界名著、中国古代文学名著,我们在高中、大学阶段都已经零零散散读了很多了。
谈阅读感悟 《红楼梦》可以反复阅读
齐鲁晚报:您现在工作之余,还会保持读书的习惯吗?偏爱读什么书?
温儒敏:那当然了,读书是每天必须做的功课。现今许多年轻人每天上网看手机得花多少时间!四五个小时是普通的,光阴就这样浪费了。也许他们觉得这样很好,但在我看来这并非良性生活方式。我当然不能要求都得像我们这样来读书,但如果有读书的习惯,对于个人成长总是好事。这个习惯我是改不了了。我每天都会读,并不是为了某个目的,有目的的阅读只是读书的一部分,比如我要写一篇文章,要上课备课,有可能带着一定的目的找一些书来看,但总还有一部分时间是自由阅读的,就是读自己喜欢的,没有明确的目的性。我现在读的更多的是历史,古代的野史、笔记,比如宋人笔记读得比较多。
齐鲁晚报:您读过的书里面,哪些对您影响比较大?
温儒敏:一是《毛泽东选集》,一是《鲁迅全集》。《毛泽东选集》让我了解中国的国情,也让自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感。《鲁迅全集》让我了解中国文化的得失,让我学会知人论世。
齐鲁晚报:您觉得哪些书可以反复阅读?
温儒敏: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我觉得可以反复去读。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部巨著中都能得到了解与体验。
齐鲁晚报:您曾给学生讲过阅读方法,您个人用哪些阅读方法多一些?
温儒敏:有些精读,有些泛读,很多情况下一些书是不要求精读的,都是根据兴趣自由阅读。如果全都是精读的话,像语文课那样,就没有兴趣了。现在我们的语文课就没有教会学生去广泛阅读。
评阅读风气 年纪轻轻就这么实际,未免可惜了
齐鲁晚报:之前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很多大学生不大爱读书,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压力大吗?
温儒敏:压力我看也未必就那么大,很多压力是来自个人的,比如今年经济下行,就业的确会比较困难,同学们压力大,但什么时候没有压力呢?竞争什么时候都有。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很快要达到36%,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70%,多数人都有上大学的机会,这在以往太不可想象了,是好事呀,但一样有竞争,一样有压力。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考大学时,录取率不到10%,但压力也没那么大。普遍的焦虑感可能是环境造成的,现在是一个逐利的时代,追逐利润、利益,竞争的确在加剧。如果个人沉不住气,压力肯定大。文学院里的学生还是应该读一些文学类的书的,有的读得多一些,有的读得少一些,但总体上来说阅读量还是不够。
齐鲁晚报:对那些没法静下心来读书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吗?
温儒敏:教育不是万能的,很多人等到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当然,作为老师要提醒他们,给他们一定的建议,有一部分孩子会领会,可能做得好一些,但很多孩子因为社会的影响,受实际利益左右,从大学一年级起就想着考证、考本,想着四年以后找什么样的工作,工资多少,他们的心思就不在读书,结果荒废了青春。当然,有实际的考虑这也是合理的,人总要谋生,但是人的一辈子很长,这么年轻就这么实际,斤斤计较,未免有点可惜了。年轻人总是要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想法,甚至“空想”也不要紧,这是必经阶段。就像幼儿园的小孩子喜欢白雪公主,但你不能说:“白雪公主有什么用啊?早点学习炒股吧。”
齐鲁晚报:现在网络很发达,很多人习惯了在网上、手机上看东西,您如何看这种现象?
温儒敏:网络带来极大的方便,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甚至思维方式。是好是坏,有些东西还得沉淀下来。但我要说的是,不是所有的好书都在网上有,有些东西网上没有。比如现在我读的一些古代笔记,网上就没有。网上的东西不一定可靠,经常会有弄错的。网上找到的东西很可能版本和校对都是错的。再说,我如果要读《世说新语》或者唐诗,在网上读似乎总有点怪怪的。也许以后再经过两代人就不觉得“怪”了。年轻人喜欢网上阅读也可能与年龄有关,等到年龄大了,眼睛不好用了,就会觉得网上读书不够味。
齐鲁晚报:您认为现在社会阅读氛围如何?
温儒敏:实在太差了,连以前的政治化年代都比不上。我的家乡在广东,一个很小的县城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里的新华书店经常卖各种中外名著,什么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惠特曼等等。我那时没钱买书,经常到书店里面去看书。现在这家书店还在,可是卖的除了风水、八卦、炒股、养生,就是教辅,想找一本中外名著太难了。整个社会潮流和风气变了。现在的生活确实比以前好了,物质上丰富了,但问题是很多人并不快乐。我看有些年轻人或者学生,本应该是快乐的时候,却陷于焦虑。
回应教材争论 语文有其自身的科学性
齐鲁晚报:之前有消息说,新修订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将会增加国学的比重,对此您怎么看?
温儒敏:现在提出“传统文化进课堂”,教育部还发了文件。其实传统从来就在课堂里面,现在小学、初中、高中教材里的文言文、古诗词占的比重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占的比重也是这样的,甚至还要多一点。这些文言文的篇目基本都是民国时定下来的。所以并不是说以前的教材和课堂里没有传统文化,而是始终有,只不过现在大家着急了,所以才想能不能提倡一下传统文化,看看会不会使社会风气好一点。这只是一种设想,实际上不见得。
有人想象古代社会是很文明的礼仪之邦,想象民国时代比现在好。这都是想象而已。民国时代草菅人命多了,而古代,如果你们看过《二十四史》,就会感觉古代人该怎么活?中国历史上两三千年,有三十年之内不打仗的情况极少。很多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想象,认为古代社会很文明,其实不是这样的,但当时可能有个道德底线。这个道德底线并不全是孔子、孟子定下来的,也有民间代代相传的信条,这会制约社会行为。像《增广贤文》中的不少信条,比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知人知面不知心”等,既不是孔子的也不是孟子的,始终在社会上起作用,到现在多多少少还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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