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窦庆德展示父亲捐献历山铭石碑所获的牌匾。
本报记者 范佳 摄

在自家小院,窦庆德常回忆悠悠往事。
本报记者 范佳 摄
口述人:窦庆德,68岁,原制锦市居民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范佳 实习生 翁玲青
20世纪上半叶的制锦市曾经是济南最早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水电资源得天独厚,几十家大小工厂林立。现年68岁的老人窦庆德就是制锦市的居民,他见证了制锦市的兴衰过程。他的爷爷和父亲搭上了济南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快车,在制锦市一带设厂置业,一度兴盛辉煌。
制锦市曾是
济南最早的高新区
我从小生活在制锦市,那里可谓济南最早的高新技术开发区。1904年济南开埠通商后,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其中蕴藏了巨大的需求潜力和商机。
制锦市位于趵突泉东流水一带,有济南最早的发电站。水和电的结合,给制锦市提供了丰厚的能源基础,很多本地和外地的实业家都被吸引而来投资办厂。
在泺水边、小河崖、西圩壕旁,山东铜元局、济南电灯公司、宏济堂阿胶厂、泺源造纸厂、丰年面粉厂、永安面粉厂、成记面粉厂、东元盛铁工厂、兴华造胰厂和数量众多的染厂、织布厂相继建立,大小工厂几十家,十分繁荣。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制锦市是街巷并存,有西擀面巷、东擀面巷、葫芦头巷、竹竿巷等,地上铺的是石板路,呈现的是一个工商业、教育和居民之间的关系都很丰满、健康的状态。
制锦市小学是当时的贵族小学,培养了很多体育苗子。当时家长和老师的关系特别好,老师来访,我的父母都用最高礼节接待。我小学的班主任苏老师,去北京后国庆节回济南就住在我家,被奉为上宾。
街上的富人对贫困户也很关心。我们街上有户姓侯的人家靠卖水生活,大儿子没钱上学,我父亲便出钱帮助他。父亲工厂里简单的零碎活,也尽量让街上的穷人去做,并给出很高的待遇。
祖辈闯荡济南城
靠织布手艺起家
而我这个家庭,实际上就是国家发展中的农民史,农民因饥荒、战争被迫进城,运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逐渐成为城市的主流,使城市更加富强,就像闯关东一样。
我老家是淄博邹平赵旺庄。上个世纪20年代末,我爷爷和父亲为谋求生存,来济南打工。虽然邹平到济南只有200多里地,有火车,但因那时候没钱,他们是步行到济南的。
他们到济南后,找到我们庄里一个姓曲的老乡落脚,他在济南的事业干得还是不错的。那时我父亲还小,只有十几岁,会弹棉花的手艺。没有本钱,曲家就借给他们本钱起家。
我爷爷很有能力,他想有更大的发展,便想办法攒钱买厂房和商铺,还开起了工厂。当时我们家的厂叫做义盛永织布厂。织布业务发展起来后,在生意鼎盛时期还买了个四合院,盖起了德式三层楼。那时我们家有晒台,屋里有自来水,还有电话、钢琴、德式自行车。
1948年解放济南那年,我一岁多的时候,炮轰城楼,我们全家逃难。工人们挑着粮食往东北方向的华山狂奔。到了一个叫王家堡庄的农村,在一位姓王的大爷家的门楼下暂时躲避。
那时正值秋日,在逃难的路途中,我看到满地金黄的向日葵后哈哈大笑。大人们后来聊起往事会说我这个孩子,当时一点不知道痛苦。逃难的路上不断有炸弹,我父亲就把我放进坑里,他趴在上面说,哪怕他死了也不能葬了自己的孩子。
“大染坊”创始人
是我们家邻居
济南解放后,工业渐渐又恢复了元气。父亲给我的创业启示是,创业不能言败,无非从头再来。他平时没事就下车间劳动,对工人很尊重,从没开除过一个人,我小时候便和工人吃一样的饭。父亲在1950年时还曾直接拿着金子去青岛进货更新设备,这种创新发展的思想值得现代人学习。
我们家家教非常严格,家里来了客人,孩子们都不能上桌。当时我们家离济南的老饭店汇泉楼很近,在五龙潭里面,我父亲平时请客吃饭都去那里。
我七八岁时,看父亲又去请客,便跟了去。那时哥哥姐姐都不敢去,我年龄小父亲没办法,但也不能上桌。大席在屋里摆着,我只能站在门口,吃一碗端上来的炸虾仁,便得立刻回去。
济南有名的“大染坊”(东元盛印染厂)的创始人张东木是我家的邻居,他有众多子女。他对人和蔼,1952年抗美援朝时,还曾捐献了一架飞机,这种爱国举动深深震撼了我。
过年时,我们小孩天不亮就要跟着大人去磕头拜年。先去张大爷(张东木)家,收到的压岁钱,在当时来看,是好大的一笔收入。这些企业家难得有空闲时间,但对我们小孩很关心。看到我们的衣着、举止会夸奖几句,还会关切地问询“父母可好,学习怎样”,并教导我们要遵循孝道,有齐家治国的理想。看着张大爷凝重的深情,年幼的我便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牢牢记在心里。
张大爷是个有学识、庄重且十分勤恳的人,对工人们很尊重。家里的太太也会亲自做饭,干家务。
家道中落
十三岁承担家庭重担
公私合营后,我家的织布厂并到了金冠毛纺厂,仅靠父亲一人一个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养活我们家十四口人,生活很困难。生产救灾时期,人们的生活更加困难。街上的树叶、水里的苲草都被吃光了。
尽管艰苦,但父亲鼓励孩子们上学读书,1960年,我的大哥窦俊德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系,而我也考上了实验中学。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每个班仅有几个报考名额。
但当时13岁的我主动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放弃了宝贵的上学机会。我选择去街上卖冰棍贴补家用。冰棍批发价4.25分一支,卖5分钱,换号后可以领400支,一天能赚3块钱。我就在十三中的门口卖,看着自己昔日的同学走进校园,如今想来,我都很佩服自己当时的勇气。
除了卖冰棍,我还骑着自行车去地里挖野菜,还与当年十五岁的二哥窦明德将家里的旧衣服、日用品等打包坐着火车去沂蒙山里换当地的地瓜干等粮食。我们每隔一两个月便去一次,每次能背四五麻袋回来。
如果能换到花生米,那真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我们就藏在马甲里带回家。有一次在中途十多斤的花生米被查出来没收了,真是特别令人痛心。
我母亲身体不好,我便把辛苦劳动攒下的钱给她买了条活鲫鱼,看着她吃下。这种生活维持了两三年,1964年我考上了山东省建筑工程学校,才开启了新的一段求学生涯。
父亲将历山铭石碑
无偿捐给国家
在公私合营中,染厂、织布厂分别合并到济南第一印染厂、济南第二印染厂、济南第六棉纺厂和济南毛纺厂,兴华造胰厂合并到济南化工厂。宏济堂阿胶厂、济南电灯公司则因场地狭窄,外迁寻求更大发展。成记面粉厂在经历了60年的辉煌后,依市场规律,湮没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很多公司也在改革后变身成为以摊位租赁为主的综合性单位。
1980年,我父亲把家中珍藏了50年的历山铭石碑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为此,济南市园林局还奖励了他一块“献碑纪念”牌匾。如今,这块石碑作为千佛山的镇山之宝,存放于千佛山的历山院中。
这块石碑是1930年发现的,当年我父亲刚进济南时,在大明湖畔的码头租了一处小院,当他准备从码头迁居到制锦市,清理院落时在园中挖出了历山铭石碑,石碑完整,碑文清晰。
后来父亲推测,可能是有人从千佛山中偷出石碑藏在小院中,想找时机偷运出去。改革开放后,很多文化人慕名来家中拓片,这事便很快传了出去。
往事已渐渐远去,如今的制锦市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居民小区,在狭窄弯曲的道路、高楼间偶存的青砖门楼,以及院落中顽强生长的古树名木中,还能依稀透露出老街的百年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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