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9岁的刘富君,从副处级岗位辞职后,干起了公务员考试培训。(资料片)
从小就有仕途心
今年39岁的刘富君,曾有着强烈的当官的想法。他上初中时,经常到学校阅览室看人民日报,然后学着写报纸上的评论文章。
200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毕业后,他就以选调生身份进入无锡新区检察院工作。不过,刘富君并不满意,他认为,进入党委和政府才真正算是从政。
到无锡伊始,刘富君便筹划实现他的“政治抱负”。由于他的理论功底和对开发区工作的深入认识,刘富君很快被调入无锡新区政策研究室,成为一名副科级的政策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他是个有强烈仕途心的人,想有朝一日当个市长,主政一方,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现实就是现实,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背景的官场新人来说,短时间内实现自己的理想,几无可能。但他认定“自己很有能力,不用走关系就能达到目标”。
在无锡第六个年头,刘富君成为政策研究室主任,跨上了正科的第一步台阶。
“副处级很难再晋升”
在地方行政序列中,刘富君的晋升不算太慢,但对比参照系之后,他感觉到了某种危机,并一直在寻找下一次机会。
2012年4月,一次遴选考试后,刘富君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党工部副部长,实现了从正科级官员到副处级官员的晋升。2013年1月,36岁的刘富君又如愿以偿,通过遴选成为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主管招商引资工作。
在开发区,刘富君领导着一个近20人的团队,但他时常感觉开发区的主政者不像真正的行政官员那样游刃有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富君感到现实离他主政一方的理想依然遥远。
“像我这样无背景基层官员根本谈不上派系,这类干部如果想往这条路上走,只能通过遴选这条路线。”而刘富君清楚,从副处级继续晋升的话会非常困难,遴选晋升的几率并不像所期待的那样高。
辞职干公务员培训
刘富君说自己可以做一个“能吏”,但没办法处理好复杂的官场关系。2014年8月,他拿到一纸“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转移单”之后,有了一种净身出户的感觉。辞职后,他盯上了公务员遴选这块蛋糕。
那些想获取遴选经验的公务员缴费参加了Upleader遴选网校会员,在这个平台听刘富君的课。2016年前4个月,Upleader网校至少新增了700名付费会员,最高会费达12800元/年。
很多公务员慕名而来,并且加入了他的微信朋友圈。今年五四青年节当天,他的“遴选大赢家”微信公众号,已有12942个关注者。
刘富君认为,这种转型创业并未完全与官场割裂,而是以为体制服务的身份与体制保持奇妙的关系。他依然像在体制内一样学习中央领导的讲话,也得快速研究备课。他自称要做公务员考试培训的“俞敏洪”,希望将来那些通过他的指导获取晋升的公务员叫他一声老师。
不希望公务员都辞职
其实,辞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刘富君都有遗憾。
但静下来时,他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不太适合当官,更走不到主政一方那一步。他认为成为县长、市长的几率“多少有点赌博的味道”,他不想再给自己下一份没有胜算的赌注。
最近几年来,官员辞职有制度性的解释:这类年轻处级官员大多有着高学历,又有一定动用资源的能力,无论进入企业还是去创业,他们都会在自己专业相关的领域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 与此同时,资本环境和市场环境对这部分官员充满诱惑,而从政现状加重了他们离开体制重新进入社会的决心。
不过,作为一位辞职的官员,刘富君不希望公务员都辞职。“辞职并不是多数公务员的选择,除非真的有特长,并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据界面新闻)
□延伸阅读
辞官“下海”并非都一帆风顺
2015年9月,有媒体梳理了十八大以来离职官员的去向。十八大至2015年9月,至少33位官员的主动辞职引发舆论关注。他们年龄多在41-50岁,近4成有硕士学历,男女比约9:1。
经商、做学问和出国
近年来,辞职官员多把企业作为人生的下一站。去年9月,山东济宁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辞职后加入华大基因。去年6月,菏泽市原副市长张毓华辞职后,担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
2014年底,湖南临澧县原副县长刘涛的辞职,被媒体报道后也曾激起一阵波澜,“最年轻的副县长”、“北大毕业”等标签,让这位副处级干部的辞职显得与众不同。刘涛辞职后创办了猕猴桃种植基地,他开玩笑说“终于当一把手了”。
也有官员辞职后从事学术工作。北京市昌平区原区委书记、区长关成华,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调任北京团市委后走出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关成华辞职后赴美深造,目前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一些官员辞职,也与中央落实八项规定的大背景有关。如发表千字辞职感言的浙江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有关部门回应其辞职原因称:可能是家人都在国外,他想到国外和家人团聚。
有官员“下海”走上邪路
曾有媒体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共发生过三次官员“下海潮”。第一次出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出现了第二次官员“下海潮”；90年代末,在政府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的背景下,出现了第三次官员“下海潮”。
然而,如今的官员辞职背景,与之前的“下海潮”表现形式显然不一样。
有媒体评论称,对公务员辞职经商应有严格的制度约束。寄生于公权力的资源如果用于个人经商,即使是在离开官场后发挥“余热”,也很容易构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而且,也有媒体曝出“下海”官员经商失败走上贩卖毒品的邪路。
唐某曾是空军某部上尉军官,转业后在云南省某地市委工作,是一名正科级公务员。因“感觉周围的人都发了财”,遂辞去公职下海经商,其间干了多个行当,但最终失败。
2012年,唐某在一次进货时遇到做毒品生意的张某,命运从此偏离了航向。最终,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唐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新华网、中国青年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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