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出版
1949年去台湾的文化名家,他们过得怎么样
2016年06月1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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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
吴十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一书所记三十人,在中国百年文化史上分量可谓不轻。像于右任、胡适、林语堂、梁实秋、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张大千、钱穆在两岸都有很大的影响。1949年前后,他们去了台湾,属于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艺术等各领域建设的奠基人之列,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台湾奇迹”的实现。他们把中华文化带到台湾,对中华文脉的延续更是功不可没。
文人入台初期经济情况都不算好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台湾本来面积不大,一下子涌入大量人员,社会经济压力可想而知。“早期台湾经济也不行,这些文人入台后经济情况都不算好。”吴十洲说,这些文化名人的生活水准与台湾的整体大环境紧密相关,另外,个人之间也有差别。民国大佬于右任居台后,以“每日三千字,长生一万年”的情怀大写特写行草书法作品,有求必应。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民国元老级人物在当时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以至1964年病逝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吴十洲关注的人群中,黄君璧和张大千过得比较好一点,溥心畲过得恐怕比于右任、梅贻琦更加不如。溥心畲的故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不过还有录像资料,录像中可以看到他家是一个小房子,很窄,画案就像个课桌。再者,从其地位上来说,其实也未必如一些人所想的那样。
吴十洲说,随着台湾经济状况的好转,文化名家的生活也逐步好转。比如钱穆后期生活是比较殷实的。吴十洲在书中介绍,国民党内战失利后,钱穆当年是主张蒋介石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会见钱穆时,特地改穿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李敖从台湾政府档案中发现,是蒋介石从台湾政府的“公帑”中拿出三千美元资助钱穆。1950年之后,钱穆基本每年都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多由蒋经国作陪。1967年,钱穆公开接受蒋介石邀请,直接以“归国学人”身份进驻台湾。为此,蒋介石用“公帑”为之修建别墅“素书楼”。在台湾探访的时候,吴十洲曾在太鲁阁公路上见到过钱穆为一位“段长”题写的纪念碑的碑文。“钱穆这样一位文化大家给一位段长写碑文,我觉得这是委屈了钱穆。还有,蒋介石八十大寿的时候,钱穆有一篇贺寿的文章《‘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其中吹捧蒋介石”。李敖后来还专门批评了钱穆的这一举动。
他们对台湾政治、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吴十洲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也接触到一些文人的遗孀、后人、弟子等,了解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许寿裳是同盟会元老,他坚持宣传鲁迅思想,到台湾后对鲁迅的家人仍念念不忘,还邀请鲁迅儿子周海婴赴台学习。同时,他不改嫉恶如仇本色,经常批评时政,最终在台北寓所惨遭歹徒杀害。
“我几次去台湾探访了一些文化名人的故居、遗址等,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源于实地考察的感受。”吴十洲说,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经济起飞,之后成为令人瞩目的“亚洲四小龙”,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去台知识分子在推动台湾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只是经济复兴,在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这批知识分子对当下台湾都有很深的影响”。吴十洲对这批学者去台的命运产生了好奇。
在探访这批文化名人的故居及遗址时,吴十洲总体的印象是“比较冷清”。“这些文人故居的保存情况各有差别。虽然我书中所述的都是文化名家了,但其故居、旧址有的保存得比较好,比如钱穆的素书楼、林语堂的有不为斋,还有一些就找不到了。”吴十洲说,消失的故居和遗址要么被商业或者其他机构所利用,要么即使开放也没有专门被开辟为纪念文化名人供人参观的纪念馆。“像梁实秋的雅舍是个社区文化中心,部分被商业机构所利用,张大千的故居,我去的时候也是需要提前很久预约,临时去是看不到的。”
1949年后去台的文化名人,在大陆多数也有故居、旧址,有的还不止一处。在写书的过程中吴十洲经常会想,现在大陆去台湾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但对这些故居有了解的人并不多,“两岸的名人故居是否能联合起来办一些纪念活动?”
(综合澎湃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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