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钱穆的文学研究不该以专业水准衡量
2016年06月1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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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龙整理的钱穆著《中国文学史》,去年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状态很好,但媒体及学界的评价天差地别——前者热情拥抱,后者置若罔闻。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日前撰文,表明自己的立场居中,“既不认同过度吹捧,也不主张完全抹杀”。在他看来,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偶尔客串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记录整理稿,不该以专业水准来衡量,而应主要着眼于课堂呈现、通才理念以及文化自信,这样,才能准确地为此书定位。
从学术著作角度批评钱著《中国文学史》,明显牛头不对马嘴；人家本就是课程讲授笔记,不可能有多少创见与新知。只有将此书还原到1955年新亚书院的课堂,才能准确判断其得失。几年前我曾撰写《“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谈及康有为、章太炎、鲁迅、朱自清、黄侃、汪辟疆、沈从文、顾随、钱穆、台静农等人的文学课堂,特别提及新亚书院的课程设置中,“文章”占很大比重,而且由院长亲自任教；“钱穆做出这一选择,或许有师资力量或学生趣味的考虑,但起码是对自家的文学修养很有把握”。
为何要关注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晚清以降的中国大学,总的趋势是重‘学问’而轻‘教学’。学问好但不会讲课的(如刘师培),问题不大；反过来,很会讲课但极少著述的(如罗庸),可就大大吃亏了。当初声名远扬,时过境迁,很容易被遗忘”。上过大学的人都明白,那些曾经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是多么值得怀念。
阅读钱著《中国文学史》,越发坚定了我的这一想法。钱穆对“中国文学”的阅读、欣赏与研究,属于业余性质,不合适放在学术史上论述；但钱穆对课堂的把握,对学生心理的了解,以及演讲技巧的娴熟,值得我们关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钱穆的大部分著作,其实都是根据演讲整理而成。演讲而成书,即便学术深度不够,也自有其独特魅力。问题在于,不是所有演讲或课堂都值得转化成文字并广泛传播的,必须是名家、好课、善整理,方才可能珠联璧合,成就一册好书。
最佳状态是,演讲者口吐莲花,整理者配合默契,最后再由作者本人修订增补,亲自授权出版。这样的书,学界一般将其视同本人著作,如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陈政、罗常培记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邓恭三记录)、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叶龙记录)。“记得早年笔者曾整理钱先生所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此稿经钱先生修订后出版,其中有删改润饰,亦有增添,甚至有加入一整段的。”很可惜,钱著《中国文学史》没有这样的机缘。
没能由作者亲自修订,但其学术价值依旧得到学界认可的,也自有不少,比如曹聚仁笔录的章太炎《国学概论》、罗常培笔录的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以及叶嘉莹笔录的顾随《驼庵诗话》,一般都认为可信度很高,可作为本人见解引用。而要做到这一点,记录者必须符合以下四条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没有方言方面的障碍(如章太炎)；写字较快甚至受过速记专业训练(如罗常培)；整理态度极为虔诚。
作为中国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叶龙多次听钱穆讲课,自称完全听得懂他的无锡口音,加上“自创草书,笔录较快”,当初钱穆查阅学生笔记时曾表示认可,假如那时整理成书,“很可能会取用我的笔记本”。考虑到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确实是由他记录整理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叶龙是此书合格的整理者。可整理者不该越说越神,甚至信誓旦旦,称钱师课堂上说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了。可即便如此,眼下长长短短的各篇,大都不足以支撑起每周三节课。之所以如此较真,不是埋怨叶龙记录不够细致,而是提醒读者,这只是钱穆讲课的大致轮廓。
《师友杂忆》中,钱穆曾自述求学经历:“余之自幼为学,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韩欧,下迄姚曾,寝馈梦寐,尽在是。其次则治乾嘉考据训诂,藉是以辅攻读古书之用。所谓辞章考据训诂,余之能尽力者止是矣。……不意遭时风之变,世难之殷,而余之用心乃渐趋于史籍上。”如此半路出家,钱穆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功力,无法与刘师培、闻一多、罗庸等相提并论。此外,还必须考虑学生水平,早期北大或抗战中西南联大中文系,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热爱文学的学生,这与草创时期新亚书院的生源,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当老师的都明白,你学问再大也没用,面对特定学生,只能因材施教。在这个意义上,钱穆那些不太专业的论述(包括引申与穿插),说不定更适合当年新亚学生的接受水平。
(摘选自东方早报,有删节,原标题为《非专业的文学研究——读钱穆讲述、叶龙整理<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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