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2016年07月0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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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 钱理群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钱理群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30后”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正21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都属于“40后”。我出生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因此,一下子到了最边远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那么,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成语: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理想”,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于是,我决定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因此很快就打成一片,我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更重要的是,我从与学生的交往,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成功感,享受着教师的快乐,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做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这是一段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革”结束后,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18年。
  大概在1974年,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20岁上下,都是“50后”了。我们这个小群体,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我和我“40后”“50后”的学生这三代人,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可以说,我和“40后”“50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7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接触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和“60后”“70后”的青年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就形成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80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是“80后”可以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等,这引起了“80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的呼吁。我的演讲就是为“80后”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批评上世纪30年代的青年人“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我是“30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50后”,以至“60后”“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80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至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现在,“8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80后”的某些人又开始对“90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从2002年退休以后,我和“80后”,后来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人生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还是有意义的。
  (本文选自《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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