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语言,属于近似文言又掺点白话味道的书面语,有人称作“俗文言”,也有人称作“浅显文言”,但不能称作“古白话”。《三国演义》是一部好书,但那种“半文不白”的书面语,现代人不应当学来写文章。学写古白话就更不应提倡,同样都是白话,一个现代青年,为什么不去写流畅优美的现代规范汉语的文章,要去模仿中古市民文学的古白话呢?
那么,我们要不要提倡中小学生去写纯粹的文言文呢?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广泛提倡。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我国古代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文化现象,叫做“言文脱节”。口语发展成白话大约是在魏晋至唐代这段时间,唐宋,人们早已用白话说话,但文人写文章,却要用仿古的文言,也就是先秦口语书面化流传下来的语言,具体说,就是《左传》《史记》等典籍用的语言。到20世纪,文言与现代口语差距越来越大,已经没有适当的词汇来表述现代思想。硬要用文言表达现代生活和思想感情,很容易搞得半文不白,糟蹋了思想,也糟蹋了文章。而且,言文脱节必然造成知识的垄断,不利于文化教育的普及,不利于现代化。所以,新文化运动才提倡“我手写我口”,好不容易实现了言文的一致。难道我们还要退回到言文脱节的时代去吗?
再说,文言文写到《三国演义》那个份儿上,没有任何好处；要写到《左传》《史记》和唐宋八大家那样的精粹,不是一件容易事,是要花力气的。如果有个别的孩子从小有条件,自己又喜欢,愿意练习写点文言文,这对产生文言阅读语感是有促进的,做老师的和做家长的都无须去禁止。但是,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广泛提倡孩子们花那么多的力气去学习写文言,难道与时代精神是符合的吗?所以,对专业人员之外的一般人,文言文学到可以阅读已经足够了。
由于言文脱节,中国古代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用文言写就的书面作品。古代的历史、文学、哲学思想,甚至科技发明、外交地理,都储存在这些文言作品里。历代优秀的文言文作者,包括先秦的作者和后代的仿古文言作者,很多是大学问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那些作者不但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深刻的思想,而且有极为高超的驾驭文言的能力,他们所作的诗文不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堪称佳作,极有魅力,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学习。学习这些文言文,可以使我们更了解自己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对中国的发展更有信心,很多前人的思想,对于今天仍然有借鉴和吸取的价值。如果我们只是就现代谈现代,前人已经创建了的正确经验,我们出于肤浅,又去重复创建,还以为是自己的“发明”；前人走过的弯路,我们出于无知,又去重蹈覆辙,就要再一次付出沉重的代价。从个人修养来说,思想的贫乏和语言的贫乏往往相伴,没有一点古代的文化底蕴,很难有准确的判断力、审美观和欣赏能力。所以,中国人有文言阅读能力,对全民素养的提高确实大有好处。
如果我们一遇见文言就如同遇见“天书”,对文言比对英语还生疏,怎么能正确对待自己民族的历史?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培养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教育效果不好,学习的年龄段偏高是原因之一。读文言文,14岁以前比以后效果好,因为7－14岁是孩子背诵能力最强的时期,多背一点文言文,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可以贮存语料,形成语感,的确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这个基本功在小学时获得,比长大了再硬记,真是不知道要方便多少。
现在有些人提倡“儿童读经”,他们所说的“经”与“四书五经”“十三经”,是一个历史概念,指的是先秦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里确实有很多思想和文学的精华,但是它毕竟是封建时代作为思想规范的文献,好多封建性糟粕与其中的精华杂糅在一起,诸如特权等级、专制独裁、尔虞我诈、阴谋权术、争权夺利、损人利己、愚忠愚孝等等。孩子们入世不深,阅历不足,对这些不健康的封建糟粕没有分辨能力,所以早在20世纪初“小学堂读经”就被废止了。将近九十年之后,又要提倡“读经”,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必然会认为是一种倒退。也有人把诸子百家甚至一切文言文都称作“经”,这不符合学术上一贯运用的“经”这个术语的内涵。这些古代诗文,传统的说法合称“经、史、子、集”,今天我们采用一种中性的说法,一律称作“古代文献”或“古代文言文作品”。如果把“提倡读经”改为“提倡通过诵读优秀的古代文言作品(包括散文、韵文),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就说得比较准确了。
有人说,让青少年什么都读,让他们变得复杂一点不好吗?我说,古代优秀的东西那么多,都可以用来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只要有了语言能力,长大了,有了思想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去分辨不好吗?为什么要不加引导让他们还不成熟的时候去接受不健康的东西呢?
(本文原载《人民政协报》,作者:王宁,原题为“我们提倡什么——关于儿童读经和学写文言文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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