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被人称为“美国的穆勒”。他说:“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就是,人类可以经由改变态度而改变生命。”
法国象征派大师瓦雷里毕业前后,就有了一种柏拉图式的清心寡欲情绪。后来他同家人前往热那亚度假,遭遇了一个暴风雨交加的“可怕的夜晚”,为此他决定放弃诗歌和爱情,献身于“纯粹的和无私的知识”。
约翰·洛克菲勒继承了母亲勤俭的美德,他把母亲关于勤俭的信念视为“商业训练”,一生中恪守“不俭则匮”的准则；从中他还引申出自己的结论:“只有数字作数。”
波尔兹曼是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不幸的是他一生在与自己的学术对手作斗争,被迫不停地宣传原子论；更不幸的是学术上的斗争竟然引起了人身攻击,攻击他的人就包括爱因斯坦很佩服的马赫；不幸的波尔兹曼最终死于自杀,最大的不幸是他刚死,他的对手就都承认了原子论。他自承:“我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与时代潮流抗争的人。”
诗人勃洛克的传记作者说他死时的面容像堂吉诃德,勃洛克说过:“在俄罗斯这种人很多……他们在追求火,想赤手空拳抓住它,因而自己化为灰烬。”
1925年,诗人叶赛宁自缢身亡。他的最后遗言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死并不新鲜,而活着当然更不是奇迹。”
德国著名犹太人物理学家豪特曼斯对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从不感到自卑和苦恼,他常常对人说:“当你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森林里的时候,我的祖先已经在制造假支票了!”
1933年5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焚烧了所有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为此回应说:“这是人做的事吗?在中世纪的话,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后人记住了他对自己事业的表白,也是他对于捍卫人类文明的呼吁:“战斗没有结束!”
小说家毛姆晚年时这样解释自己的性倾向:“我是四分之一正常,四分之三同性恋。不过我尽力想说服自己是四分之三正常,四分之一同性恋。那是我最大的错误。”
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的几个小时,希特勒对部下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推开一扇门,里面一片漆黑,以前从未见过,一点儿都不知道门后会出现什么。”
有一次法国作家贝尔纳说了句俏皮话,把朋友们逗得捧腹大笑。有人恭维他说:“只有你才能说得出如此妙不可言的话来。”贝尔纳告诉他,这句俏皮话是他刚从报纸上看来的。“是吗?可你说得那么自然,就像是发自你的内心一样。”“这一点算你说对了,”贝尔纳很得意,“不同的是,我把它权威化了。”
爱因斯坦有一次和儿童心理学大师让·皮亚杰进行了一次关于儿童游戏的对话。在听完了皮亚杰有关儿童游戏研究的介绍之后,爱因斯坦深深地为其中包含的那些隐秘而深刻的生命内容和文化信息所震撼,他感慨地说:“看来,认识原子同认识儿童游戏相比,不过是儿戏。”
美国移民局没有给数学家厄多斯再入境许可证。厄多斯请了一名律师提起上诉,结果被驳回。厄多斯说:“我没有取得再入境许可证便离开了美国。我想我这样做完全是按着美国最优良的传统行事:你不能让自己任凭政府摆布。”
在近一个世纪里,艺术家杜尚成了一个新的起点。无数人试图超越他。人们发现,模仿他是如此的容易,但是没有人能超越他。杜尚的启示是:探寻真相的过程就像是剥洋葱,洋葱的中心什么也没有!在杜尚的世界里,一切是如此自由。杜尚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没有新的事物出现。
飞行员林德伯格多次在坠机时成功逃生,创造了飞行员逃生纪录,被同行赞为“幸运小子”。辉煌的飞行履历与年轻人的热血豪情促使林德伯格孤注一掷。“我不喜欢冒险,但不冒险又会一事无成。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无不伴随着冒险……”
据古巴安全部门统计,卡斯特罗被计划暗杀达634次之多,居各国领导人之首。卡斯特罗幽默地说:“今天我还活着,这完全是由于美国中情局的过错。”他还说过:“如果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项目是躲避暗杀的话,那么金牌非我莫属。”
(摘自《一个人的世界史》,余世存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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