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夫妇在昆明
梅贻琦先生是一代受尊敬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于1909年,由清华(当时称“游美学务处”)考选,作为首批庚款留美学生,直接送往美国留学。1914年,他学成回国,暂在天津青年会任总干事。1915年,即来清华(当时称清华学校)任教,先后讲授数学、物理等课。1926年,他以物理系教授兼任清华教务长(清华于1925年增建了大学部),1928年至1931年,他去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931年年底,他奉召回国任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48年。在这十七年任职校长期间,爆发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清华大学从1937年至1946年,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继迁昆明,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梅先生以清华大学校长的身份兼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1949年以后,梅先生在美国保管清华大学基金。1955年去台湾,并用清华基金在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发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在台北去世。
1937年抗战开始,平津沦陷。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奉命南迁,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一学期后,再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从而经历了九年的颠沛流离的流亡大学生活。建校的道路是艰辛的。三校原来是国内北方三所名校。但正如一位绝对对联大怀有善意的学界人士当时所说的:三校已被连根拔起,流亡后方,一无校舍、二无设备、三无图书,只靠教员口授,教不出好学生来。但是临大、联大就是在这“筚路蓝缕”的精神下,战胜种种困难建起来的。这当然又是和三校全体师生坚韧的精神境界分不开的,但也是和学校领导,尤其是和实际上负校务领导责任的梅先生的领导分不开的。
上面已提过,临大和联大都不设校长。学校的最高行政机构为由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清华校长梅贻琦组成的大学常务委员会。在三校长中,伯苓校长年龄最大,资格也最老。在长沙临大期间,他曾去长沙参加临大组建工作,但不久他就去重庆,在当时政府中另有职务,终联大之期基本上不去昆明。梦麟校长参加了临大和联大初期的组建工作。虽然在联大成立后的初期他仍住在昆明,在后期,也不时来往于昆明、重庆两地,但即使在昆明他亦避免过问校事。张、蒋二校长间似有一种默契,让三人中年龄最轻,为人谦仲、诚笃、公正的梅校长统管全部学校行政工作。他们公推梅校长为联大常委会主席,所以梅先生在昆明实际上既是清华大学校长又是联大校长。而梅先生确不负众望地把三校的兼容并包、坚韧自强、严格朴素的学风融为一体。
举一小小的例证。在昆明,各机关都有一小汽车,供首长使用。在空袭频繁的年头,在城里发出警报之后,不少机关的首长纷纷乘坐汽车出城到乡间躲避。清华大学当时也备有一辆小汽车供梅先生使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后方的通货开始急剧膨胀,物价日升,师生生活日趋困难。梅先生毅然封存汽车辞退司机,每日安步当车往返寓所和联大办事处；有应酬,则以人力车代步。在躲避空袭时,他和师生们一起,出联大校舍的北门,在北门外小山上,席地坐于乱坟之间。在飞机飞到临头时,又一起跳入乱坟内事前挖好的壕沟中,仰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摘自《往事偶记》,陈岱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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