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一九九〇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板一般很“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做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他对母亲说。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
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
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也经常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
“穿不起西装,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过去就叫‘洋装瘪三’。”
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恶痛绝,“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或许,那是我母亲讲的,五十年前,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做番茄酱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
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近况,本埠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质,“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
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日占时期,这座“远东第一大狱”仍以设计精良著称,整幢建筑通风通声,稍有异常响动,几层楼都听得清。新犯进门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样脱尽衣服,兜头一桶臭药水消毒。糙米饭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种日式体操,平时在监室里趺跏一样静坐,不可活动。四周极为静寂,只有狱警在走廊里反复来回的脚步声,钟摆一样规则。
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监狱。一年后,解至杭州监狱。
两地都属汪伪管辖,等于嘈杂的菜市场,杭州监狱更甚,克扣口粮,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须依靠亲友接济度日。监室走廊里,每天摆有外来的馄饨担,也卖小笼、春卷、蛋炒饭、大肉面以及“包饭作”摊档,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付了账,或一个银假牙,小贩递进铁窗一碗三鲜面、“片儿川”或几个菜肉包,狱卒听之任之。一人在牢里吃,四面是饥肠辘辘的饿眼,几乎每天都有饿尸被附近的庙祝抬出去。
记得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气扬进监,出手阔绰,常常拿出钞票和首饰,从外面大馆子里叫菜,叫热毛巾揩面,终因缺少社会资助,懂得讨价还价,然后锱铢必较,数零钱吃馄饨面,吃廉价盖浇饭,最后无钱可拿,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没有接济,坐吃山空,最终饥寒而亡,死时蓬头垢面,仅穿了一套底衫裤,如缩毙街头的乞丐。
附近监室,囚禁不少身份复杂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失去西人风度,洋装和绒线衣每个缝隙里,蠕动着密密麻麻的虱子,除了被押走几个之外,不久都饿死了,没人管。
这期间,他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地地斯咖啡馆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他。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庆祝胜利的狂欢之夜。一群青年人开怀畅饮,在路上漫无目的闲逛,高声谈笑,无所顾忌。陶醉中走进西区,已是子夜了,只见附近绿树丛中某一幢大洋房,通体灯光雪亮,门窗大开,顿悟这是某大汉奸的宅第,于是大摇大摆推开铸铁院门,进入这所大房子。满地狼藉,宅主显然已逃匿,猫狗全无踪影,凌乱的大菜间里有几箱洋酒,众人打开箱盖,人手一瓶,巨大枝形吊灯照耀着一张张年轻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来,声震屋宇,一直闹到东方既白,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上铺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来,这幢折中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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