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乾阳
春节将至,亲朋好友欢聚,少不了推杯换盏,也少不了与风俗亲密接触。由此笔者想到,前段时间,不少地方相继出台“酒席新规”,虽说特指红白喜事,但涉及到的也是民间风俗。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地方政府的这番努力呢?
的确,婚丧嫁娶等属于民间风俗的范畴,但从历史上来看,这些风俗的设定并不都是由平民百姓自发完成的。相反,在民俗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往往会起到重要的引导、规范作用。远溯先秦时期,对中国影响深远的礼乐文化就是由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所创设,近至明清,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为宗旨的乡规民约盛行,背后同样是政府力量的支持和推动。
古人认为“礼之用,和为贵”,礼仪的设定目的在于使人的关系趋于和谐。和谐是动态的,这就决定了礼俗也应该因时而损益。至少在古代,政府根据现实的情形而及时制定新的规则并大力推广,这往往会成为行之有效的移风易俗手段。
但在现代社会,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经常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承担着社会管理职能,不能坐视不良风气；另一方面,作为依法行政主体,在行动时又需要权衡政府与社会的界限。也正因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扭转社会不良风气而出台的“酒席新规”才会引起网友“管得太宽”、“权力越界”的质疑。
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政府只能束手无策吗?笔者认为,在中国复杂、特殊的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在社会自治能力并不强大的现状之下,政府还是应当顶住压力,勇挑重担,依法从宏观上为社会道德建设规划蓝图,集中精力解决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
当然,对民风民俗的引领需要智慧,并非粗暴干预、一限了之。政府应当着手完善基层自治组织,把一些社会管理的权限进行合理下放。与此同时,强制性行政规约容易引起反感,这就需要政府在决策时更多地体现公众参与,引导民间组织在规则制定中发挥主要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基层社会自身的特点。否则,即便再多、再细的规则得以设立,效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以婚丧嫁娶的风俗为例,大操大办背后体现了中国人的“面子”思维,丢面子是一件让人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还要讲究礼尚往来,李家以“七碟八碗”招待了张家,自然不容易接受张家以较低规格招待自己。这就是中国传统“人情社会”的重要特色。笔者的身边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位年轻人响应号召精简办婚礼,结果却因遭到非议而补请了几桌。
这样来看,移风易俗更要注重对于观念的改造。我们期待淳朴、开放、宽容、健康的氛围,而不是被虚荣心态、攀比心理所主导。政府主导创设乡规民约短时间内能够减弱不良之风,但从长远来看,正如《礼记》中所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如果想在全体民众中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那就一定要走教育这条路了。(作者为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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