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阴历新年,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佳节,其他节日,似乎均少节期的意味。五日内全国均穿好的衣服,停止营业,闲逛,赌钱,打锣,放鞭炮,拜客,看戏。那是个黄道吉日,每人都盼望有一个更好更荣华富贵的新年,每人都乐于增多一岁,而且还准备了许多吉利话向他邻居祝贺。
街头屋前,到处是爆竹声,充塞着硫磺味。父亲失了他们的威严,祖父更比以前和蔼,孩子们吹口笛,戴假面具,玩泥娃娃。乡下姑娘穿红戴绿,跑三四里路到邻村去看草台戏。村上的纨绔少年,恣意地卖弄他们的风情。那天是女人的解放日,洗衣烧饭的苦工解放日,有人饿了,就煎年糕来吃,或用现成的材料下一碗面,或到厨房里偷两块冷鸡肉。
中国政府早已正式废除阴历新年,但阴历新年依然故我,不曾被废除掉。
我是个极端摩登的人。没有人可以说我守旧。我并不要旧历新年,但旧历新年自己来了。那天是阳历二月四号。
科学的理智教我不要遵守旧历,我也答应照办。旧历新年来到的声音在一月初已经听到了,有一天我早餐吃的是腊八粥,使我立刻记起那是阴历十二月初八。二月一号、二号,我得送小费给邮差、运货车夫、书店信差等等。我常觉得有什么东西快来了。
到二月三号,我还对自己说:“我不过旧历新年。”那天早晨,我太太要我换衬衣,“为什么?”
“周妈今天洗你的衬衣。明天不洗,后天不洗,大后天也不洗。”要近乎人情,我当然不能拒绝。
这是我屈服的开始。早餐后,我家人要到银行去,因为虽然政府命令废除旧历新年,银行在年底照样有一种微小的提款恐慌。“语堂,”我的太太说,“我们要叫部汽车。你也可以顺便去理一理头发。”理发我可不在意,汽车倒是个很大的诱惑。我素来不喜欢在银行进进出出,但我喜欢乘汽车。我想沾光到城隍庙去一趟,看看我可以给孩子们买些什么。我想这时总有灯笼可买,我要让我最小的孩子看看走马灯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不该到城隍庙去的。在这个时候一去,你知道,当然会有什么结果。在归途中带了一大堆东西,走马灯,兔子灯,几包中国的玩具,还有几枝梅花。回到家里,同乡送来了一盆家乡著名的水仙花,我记得儿时新年,水仙盛开,发着幽香。儿时情景不自禁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一闻到水仙的芬芳,就联想到春联、年夜饭、鞭炮、红蜡烛、福建橘子、清晨拜年,还有我那件一年只能穿一次的黑缎袍。
中饭时,由水仙的芳香,想到吾乡的“萝卜粿”(萝卜做的年糕)。
“今年没人送‘萝卜粿’来。”我慨叹地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带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我记得曾经买过,我想我仍然能找到那家店。”
“不见得吧?”太太挑衅地说。
“当然我能够。”我回驳她。
下午三时,我已手里提一篓两磅半的年糕从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车回来。
五时炒年糕吃,满房是水仙的芳香,我很激烈地感到我像一个罪人。“我不准备过新年,”我下了决心说,“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
“你怎么能?”我太太说。“我们已经请了X君今晚来家里吃饭。”那真糟透了。
五时半,最小的女儿穿了一身新做的红衣服。
“谁给她穿的新衣服?”我责问,心旌显得有点动摇,但还能坚持。
“黄妈穿的。”那是回答。
六时发现蜡烛台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烛光闪闪,似在嘲笑我的科学理智。那时我的科学理智已很模糊,微弱,虚空了。
“谁点的蜡烛。”我又挑战。
“周妈点的。”
“是谁买的?”我质问。
“还不是早上你自己买的吗?”
“真有这回事吗?”那不是我的科学意识,一定是另外一个意识。
我想有点可笑,但记起我早晨做的事,那也就不觉得什么了。一时鞭炮声音四起,一阵阵的乒乓声,像向我的意识深处进攻。
我不能不抵抗,掏出一块洋钱给我的仆人说:
“阿秦,你拿一块钱去买几门天地炮,几串鞭炮。越大越响越好。”
在一片乒乓声中,我坐下来吃年夜饭,我不自觉地感觉到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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