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遗体捐献者家属缅怀祭奠家人。
本报记者 王小蒙 摄
本报记者 王杰
他生前未做贡献
身后却救了五人
这是刘志玉夫妻来看儿子的第五个年头。
“在亮,我跟你妈来看你了。”刘志玉温柔地抚摸着碑上的名字；妻子静静将一朵花粘在儿子名下,眼泪止不住地涌出。
刘在亮出生于1991年,12岁时查出脑瘤,2012年去世。患病期间,刘在亮与病友聊天时,得知了病友有准备捐献器官的打算。为了不再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为了能在生命的最后发一次光,刘在亮决定死后捐献器官。
得知儿子的决定,刘志玉夫妻不能理解,但了解到儿子真实想法后,夫妻俩流着眼泪同意了刘在亮的决定。
根据刘在亮遗愿,在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见证下,人体器官获取组织成功获取两个肾脏、一个肝脏、两个眼角膜。刘在亮所捐的器官分别在3家医院移植给了3名危重的等待患者,角膜移植给了2名重症角膜病患者。“知道他救了5个人,我们都很为他骄傲。”刘志玉说。
为了完成儿子的遗愿,刘志玉夫妻俩受尽了非议与白眼,“家中亲戚不理解,村里人说我们心太狠,说什么难听的都有。”
校医苦口说服爱人
实现捐献遗体愿望
上个月2日,刘乃俊因病去世。妻子张丽(化名)遵循其遗愿,捐献了丈夫的角膜与遗体。他的眼角膜被山东省眼科医院接收,用于挽救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至少能够让2位失明患者复明；遗体则由山东大学遗体接收中心接收。
刘乃俊的名字刻在纪念广场东北角的一块纪念墙上。“我跟闺女一起来看你了。”想起与丈夫的点滴岁月,张丽搂着女儿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刘乃俊于多年前罹患重症肌营养不良(渐冻人)。校医出身的他,在患病之初就萌生了捐献角膜和遗体的愿望。“他总跟我们说他得的这个病是医学难题,自己的遗体能帮助其他医生进行相关的病理研究。”丈夫的苦口婆心最终说服了张丽,2013年4月5日,张丽陪着丈夫来到红十字会做了遗体(角膜)捐献申请登记。
对于刘乃俊这样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医学院的学生们都尊称为“大体老师”。“‘大体老师’让我们最大限度地了解了人体,更加意识到生命的伟大和脆弱。他们真的很伟大。”学生陈晓称,自己跟众多医学院学生一样都去红十字会领了申请表,也想做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希望身后能为医学事业做贡献。
在纪念碑广场,许多出生在最近几年的婴孩名字十分扎眼。每年都有许多婴孩因先天性疾病而夭折,不少家人通过红十字会自愿将孩子的遗体捐献。
张虹此次专门从青岛赶来,如果儿子在世,就已经3岁了。孩子名字刻在纪念广场南边的第一块浮雕处,石刻上的金漆久经风吹日晒后颜色暗淡,张虹拿出金色油笔,顺着石刻笔迹小心翼翼地描着。动作是那么温柔,仿佛描的不是字,而是她的孩子。
除了金色名字,纪念碑上还有不少名字被描红,很多夫妻俩一同登记捐献,要求名字挨在一起,于是就以颜色来区别是否实现捐献。张传海、彭延秋便是如此,丈夫去世后,彭延秋不顾家人一再反对,坚持要完成俩人曾经商量好的遗体捐献的愿望。看到俩人名字紧挨一起,彭延秋欣慰地流着眼泪说:“他当卡车司机,我也去当。他做什么我也做,我就是想一直跟他在一起。”
看了新闻
他决定当志愿者
2017年是王永新担任红十字会志愿者的第二年。作为章丘区相公镇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两年前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国家器官移植的巨大缺口,王永新便决定要为此做出点贡献——当年便前往章丘红十字会签下了捐献协议。
据济南市红十字会统计,目前济南市遗体捐献登记报名2173人,已实现捐献276人；捐献比例不高的原因多种多样,来自家庭方面的阻力是最关键原因。
王永新就遇到了类似情况。王永新的子女们表现出强烈反对。无奈之下,王永新只能反复做子女的工作。两年劝过无数次之后,王永新的女儿逐渐理解了父亲的想法,但儿子仍固执己见。“这事不能急,慢慢劝,总有理解的那一天。”王永新说。
自从有了遗体捐献的这个想法,王永新走到哪就宣传到哪,希望别人也能将来捐献遗体,但至今难有成功案例。出于对死亡的忌讳、对传统丧葬习俗的遵守,很多村民都视王永新为“异类”。
如同当农民时要务好农一样,对于眼下这份义务宣传工作,他从未气馁。“我现在正做女儿工作,她已经有了捐献遗体的意向。”王永新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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