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治愈系”文学作品高居国内各大图书网站热销榜前列。“治愈系”的说法最早出现在1999年的日本,原本指电视上能让人感到平静、心情舒畅的女艺人,后来许多能够对躁动不安或悲伤情绪起到抚慰作用的文化产品,如小说、电影、音乐等也被冠以“治愈”的功能。
在近日举办的文景艺文季论坛上,史航、止庵、杨庆祥、伊格言围绕着“小说治愈”的话题展开对话。在他们看来,具有治愈功能的不止《解忧杂货店》《岛上书店》《追风筝的人》这些畅销书,许多名家的经典小说也是能够治愈当代人各种情绪病的一剂良药。
伊格言(台湾作家):
小说中“比我更惨的那个人”有治愈作用
小说治愈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小说对读者的治愈,一是作者的自我治愈。一篇小说有没有疗效,要看读它的人,每个人会找到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家具》,有人会觉得这是一部励志小说,因为它在鼓励人们走自己的路,即使未来不见得非常明确；但它也有可能在打醒你,扇你一巴掌,浇你一头冷水,告诉你走这条路会导致阶级流动失败。引用昆德拉的话,每一部好小说都在告诉你:事情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小说到底能不能治愈,读者的责任比较大。
我读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可以体会到那种永远都被生活击败的感觉。总是被生活击败,看到有这么多被生活击败的方式,就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的只是其中一种罢了。要比惨的话,永远有人比你更惨,这是小说治愈我的方式。
止庵(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
越是负能量的书对我越有正能量
小说最大的作用还是治愈作者,一个人通过写小说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写作是由不得我的事。好比我长了个疖子,只等疖子一熟,就非得把脓挤出来不可。”他讲的是文学对他自己的治愈作用。
更多时候我是一个读者,如果有一个作家能治愈我,那个人就是太宰治,没有一个人活得比他在小说里写的那个人更惨。当我从生活中往下坠落的时候,一看下边还有一个人呢,他给我一种安全感,让我觉得还有一个兜底的人。越是负能量的书对我越有正能量,越是灰暗的书对我越光明,越是消极的书对我越积极,因为我从中间得到了一种勇气。
契诃夫写过一篇小说《苦恼》,讲一个马车夫出去拉活,他一边拉客人一边说,我今天太难受了,我儿子死了,就跟客人讲他儿子如何死的事。一天拉了七八个人,都没有把这件事讲完,没人愿意听。然后他就早早收工了,跟马说他儿子如何死的事,终于把这件事说完了。弗兰纳里·奥康纳写过一篇小说叫做《好人难寻》,说有一家人出去玩,路上遇见劫匪,全家人被打死,只剩一个老太太。她对劫匪说你们不应该这么做,我知道你们是很好的人,你们只是偶然、一时兴起想做坏事,其实你们内心是很善良的,你们不会这么做……然后树林里一声枪响,劫匪后来说这老太太真啰唆。这两篇是我读过的最绝望的小说。并非我拒绝“治愈”,我想说文学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它使我们坚强。
史航(编剧):
艾丽丝·门罗“专治各种不服”
网上有一句话叫“专治各种不服”,其实很多治愈也都是在治你对生活的各种不服,无论是艾丽丝·门罗还是弗兰纳里·奥康纳,好多女作家专治各种不服。无论你多么趾高气扬、雄心万里,一旦看了她的小说,就像泄气的皮球一样,你安静了,这种安静就像默默接受文字的电击一样,你说是治愈也可以。文学对读者不一定都是佛光普照,有的时候也会粗暴辗轧,看得你灰心丧气,于是各种不服都消失了。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
在阅读中求取一种亲密关系
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作为一个疗愈系的电影,讲的就是一个作家想写一本伟大的著作,但是他写不出来,巨大的焦虑感使他产生一种幻觉:深夜,他在巴黎的街头被一辆车载走,跟海明威、毕加索生活在一起,觉得自己生活在巴黎最美好的年代,然后他就被治愈了。
青山七惠在《一个人的巴黎》里写了一座大楼里的中年女清洁工,她特别孤独,常一个人跑到顶楼去喝一杯咖啡,然后喃喃自语:如果我是一个巴黎人,我生活在法国巴黎,我就不会这么孤独、这么寂寞。
不论是《午夜巴黎》还是《一个人的巴黎》,一个人都无法改变他在此时此刻的位置,我们只能爱自己,或者把对自己的爱投射到一个他者的身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阅读还是谈恋爱,都是在求取一种亲密的关系,唯一能够治愈我的就是一种亲密的关系。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